专家：中国成为正常大国需先摆脱民族主义悲情(2)

　　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年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都会提出“中国无人权”的提案，但始终没有通过；1993年后，由于经济贸易影响，多数西方国家已经从制裁中国的提案中撤出，但荷兰外交大臣仍用激烈言辞攻击中国。中国政府当时为了谴责荷兰行为，断绝了与其贸易来往。之后，在荷兰政府表示歉意并作出相应承诺后，双方关系才稍稍缓和。

　　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欧洲人对其误解之深我是切身体会。他们认为是1950年中国共产党派部队占领了西藏，而西藏本是像香格里拉一样的地方，中共进入后破坏了当地环境与生态。所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往往与西方人有所冲突。西方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斯大林残酷的国内政策、国内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与苏联占领捷克、阿富汗的残忍。我在西方国家真实看到的，体现在新闻媒体上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他们毫无保留的接纳中国。

　　二、关于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华黎明称，德国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韦伯曾预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这种不幸不幸发生在德日两国身上，然而德国正确地对待了历史；日本政客则仍在大力鼓吹右翼势力。我们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我们的历史。同时，我们要思考，中华民族崛起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应当坦承，改革开放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还没有彻底荡涤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屈辱和恐惧，心态还落后于现实。

　　华黎明接着说：“在我担任阿联酋大使时，我曾在现场观看亚洲杯中日足球比赛。从一开始‘中国队加油’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体育比赛莫名其妙地与政治挂钩；无独有偶，2004年亚洲杯足球比赛决赛是中国对日本，我在屏幕前看到，奏日本国歌时全场中国人没有起立，而是在比赛后用水瓶攻击日本队员；2005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在上海发生了反日示威游行和打砸抢行为，日本记者记录了这些现场并在日本电视节目上反复播出，意在告诉日本民众，中国青年无异于暴徒。这些简单的事件背后体现了中国人仍自我定位为被侵略者、受害者，中国能否摆脱民族主义悲情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正常大国的重要标志。只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悲情的大国才能在国际舞台上有理性的行为，并承担大国责任。”

　　三、关于中国实现现代化任重道远，亟需和平的国际环境的问题，华黎明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句话对一个国家同样适用。按人均GDP说，中国居世界第87位，是美国的1/13，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是中国的14-15倍。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外资。中国GDP内含五分之一是外资，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来自外资，出口60%来自外资，高技术出口85%来自外资。更严重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包含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我们积累的财富，实为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中国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

　　软实力方面，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更大。软实力包括良好的社会制度、健全的法律、廉洁的政府、安全的生活环境、科技创造力、经济增长潜能等；国民素质如诚实、守信、创新、友善等。这些都是一个大国崛起的基本条件，而我们还相距遥远。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诸如排队问题。在国外，包括当年苏联，人们都是安安静静地排队。而中国人的世界却离不开关系，无论是上学、看病还是找工作，这其实是我们国民素质中很大的缺陷，也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的障碍，不良的现象还包括随地吐痰、不让座等。

　　中国实力有限，中国无法改变一切(包括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误解、偏见与歧视)，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短时间内改变所有它所希望改变的事情。中国虽然以自身的努力与国际合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定程度的尊重，但离扬眉吐气的平等相待仍有很大距离。回顾历史，中国的国力衰败是屡遭外国欺凌的根本原因。同时中国无法短期内解决中国内部的贫富分化、历史形成的人口负担、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潜在的社会稳定问题。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中国的历史课本大多讲中国如何被人侵略，而不探索原因。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包括外交问题的关键。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国无以立。中国要真正成为全球性的大国，有待于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国力消长的竞争。

　　中国最核心利益：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拥抱民主、自由，但有一个底线，不可谋求推翻中国现任政府，不能谋求肢解中国。”34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巨变。我们的外交有责任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公众之间架设起彼此认知的桥梁，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包含的善意和贡献。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知己知彼的准备，坦诚友好的态度和锲而不舍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