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专家：澳大利亚不再一味恐惧憎恨中国
参与互动(0)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1月18日文章，原题：对中国敌意的结束
年初我从东京回堪培拉，参加由澳大利亚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组织的会议。难以相信，这就是近半个世纪前我还在太平洋研究学院做研究时的那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那时，中国一直是恐惧和憎恨的对象。澳政府认定北京对越战负有责任。ANU赞同这种观点。这是我当时决定研究日本经济而非中国经济——我本来的专业领域——的一个原因。越战的发展让我感到不得不撰文解释中国的政策，为此我遭遇了只有“地平论”者和小孩子才会遇到的鄙视。
ANU出版社拒绝出版我的《惧怕中国》书稿，称其为“亲共小册子”。(当时他们正忙着出另一本册子，内容是呼吁建立日印澳联盟对抗好战的中国。)今天，《惧怕中国》(最终于1967年出版)可以再版，且无需作者改动一字一句。
时间快进到今年这次ANU澳中交流会，环境真是天壤之别。学校欢迎来自中国的嘉宾——正是从前被拒之门外的那个国家，还有不少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澳大利亚人。对我(当年第一个接受中文培训的外交人员)而言，难以想象有一天自己会听到普通澳大利亚人讲着近乎地道的汉语。
其实，这些汉语流利的人都参与了对华交流。比如澳广播公司的沃伦·邓肯讲述了在动荡的上世纪70年代报道中国是何种情形。会议高潮是播放一部讲述首个澳学生代表团“文革”时期访华的片子。我们发现那些学生中不少人后来被列入黑名单，其职业生涯从此受到墨尔本“安全卫士”的阻碍。
之后我们进入到1971年7月，高夫·惠特拉姆的访华突破了堪培拉对北京的敌意之墙。突然间澳中关系从黑暗进入光明。其实真正的突破是那年较早时北京发起的“乒乓外交”。当时堪培拉仍认为北京在试图让我们放弃反华，所有主要西方国家中，唯独澳禁止本国球队受邀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球队转而要去台湾。我当时是《澳大利亚人报》驻东京记者，偶然发现此事，于是劝说球队改道去中国大陆，领队最终同意。随后的球队访华备受关注，令澳媒轰动……
即使对华关系的突破比许多人知道的更复杂，但它的确发生了，且的确帮澳外交政策注入一些现实元素——尽管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有人惧怕中国。(作者格雷高里·克拉克曾是澳对外事务部官员，1965年辞职以抗议澳对中国和越南的政策，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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