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刊：“裙带资本主义”由盛转衰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3月15日刊发题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新时代》的文章称，就在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政权垮台之际，位于伦敦西部豪宅区“海德公园一号”外也有一些人在抗议。他们的目标是乌克兰首富、旧政权的支持者——里纳特·艾哈迈托夫。他们高喊着“管好你的狗”。

　　深陷困境的乌克兰政府长久以来一直被寡头政治所掌控，但在整个新兴经济体世界中，政商关系已变得令人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4、5月份的大选将是就持续十年之久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进行公民投票。土耳其总理正深陷建筑公司丑闻之中——数百万土耳其民众点击了YouTube网站上旨在证明其有罪的录音。

　　正如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情况一样，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展现其力量。不过，这一次是全球性的。人们不想要中饱私囊的政客和靠搞关系竞争的企业界大亨。一场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的革命正在进行之中。

　　“权力寻租”制造惊人腐败

　　“寻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一种特殊的挣钱方式，即通过政治关系使牟利成为可能。寻租的范围包括直接贪污、竞争缺失、监管不力及低价转移公共资产。只要管理者拥有的权力足以让其为自己的裙带关系签发可获得盈利的执照、许可证及合同，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可以借此发家致富。19世纪晚期，这一潜规则在美国达到顶峰。此后，一场反强盗资本家的较量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取得了部分成功。反托拉斯法打破了像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那样的垄断地位。流向参议员的行贿资金大幅缩水。

　　在新兴经济体国家，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让寻租者们春风得意。飙涨的房价养肥了依赖项目审批的开发商；大宗商品的繁荣让油田和矿山的价格超出实际价值，因为它们总是与政府利益交织在一起；一些私有化让大亨们或是靠垄断榨取财富，或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资产。

　　建立在寻租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有失公允，而且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害。正如我们对印度的简评所提到的，裙带关系导致资源无法获得有效配置——劣质的公路往往出自关系户公司之手；竞争会受到压制——墨西哥人为手机支付了过高的费用；而充满活力的新公司也被坐拥关系网的老企业所扼杀。如果政治筹款也卷入其中，过度寻租的资本主义已从最顶端为纵容腐败定下基调。当部长级官员都中饱私囊，薪资微薄的下级官员又怎会两袖清风？

　　为了衡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裙带资本主义的程度，本刊制定了一个评估指数。该指数评估的都是对政府有着特别依赖性的行业，如采矿、石油和天然气，以及银行业和博彩业；它跟踪的是上述这些行业中大亨们的财富(基于福布斯的排名)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值。尽管这个指数不能断定哪些国家是腐败的，但却展示了最有可能通过裙带关系而创造出来的财富规模。

　　富国的评级较好，但这不是沾沾自喜的理由。银行的纾困行为已使大量财富转移到金融家的账户；说客的影响力过大，尤其是在美国；当今的IT企业家很可能成为明天的垄断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问题更大，具体的表现就是：过度寻租行业的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对于GDP的比值是富国的两倍以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评级极差，因为在大量私有化行为中多以内部人士为首选对象。亚洲的繁荣也让大亨们在寻租行业获利颇丰。

　　“裙带资本主义”由盛转衰

　　但这或许就是寻租行为由盛转衰的一个分水岭。原因有三。首先，法规已不像过去那样松散。追求国家富裕、国民幸福的政府知道，需要让市场更有效地运作，并支持相关机构展开监管。巴西、香港和印度都加强了反垄断法规。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希望打破电信和传媒行业的垄断态势。中国也急于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

　　其次，刺激经营活动的领域正在转变。在新兴国家中，来自裙带行业的获利在亿万富翁资产中的比例正在下降，从2008年顶峰时期的76%降至现在的 58%。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随着经济体日渐富裕，基础设施和大宗商品的主导地位会被削弱。1900年至1930年期间，美国的财富不是来自修建铁路、开采石油，而是来自零售业和汽车工业。当今中国的大量财富是来自互联网，而不是通过政府划拨土地和补贴贷款而建造的工业园。这也反映了投资者的敏锐：在印度，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空前腐败后，科技和制药等创新行业的实业家们的事业又开始蒸蒸日上。

　　最后一个值得我们保持乐观的原因是，对政客们的激励因素也改变了。经济急速下滑使改革、开放经济变得至关重要。拥有力图改革、不惜对抗既得利益者的政府的国家，更好地经受了金融市场的起伏波动，比如墨西哥。

　　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政府要狠下功夫，控制垄断，鼓励竞争，确保公开竞标和资产出售的透明度，并严惩受贿行为。这场繁荣曾经创造了一个新的大亨阶层，现在又为其打造了一个对手——一个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纳税城市中产阶层，他们正在推动变革，而这种变革正是岌岌可危的独裁者和民选领导所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