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敢面对历史 百般抵赖亚洲受害国正义要求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战后德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履历表中，总会对战争时期的经历毫无隐瞒，不管是曾参加战役还是做过俘虏，都一一列出。但是在日本人的履历中，从1937年到1945年之间永远都是留白，“好像这段日子不曾存在”。

　　没有哪段日子不曾存在，只是有些日本人不敢面对而已。这种不敢面对既表现在了篡改历史教科书，也表现在了对历史问题的语焉不详，甚至还体现为对亚洲受害国正义要求的百般抵赖和狡辩。

　　比如最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指责中国将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非善意突出日中关系过去一段时期内的负资产”。对于这个说辞，我们不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怎么想，这句话像在指责安倍不顾亚洲人民感情参拜靖国神社一事。

　　中国人民的这段深重的历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全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世界需要铭记奥斯维辛集中营，同样需要铭记南京大屠杀；世界需要安妮日记，同样需要程瑞芳日记；世界需要永久保存纳粹所犯罪行的铁证，同样需要永久保存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胶片、证词与判决书。

　　在名著《菊与刀》中，鲁思·本尼迪克特探讨了日本人的“耻感文化”，指出在这个以耻为主要强制力的地方，日本人即使当众认错甚至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反而是只要所作所为没有被暴露，就不必懊丧。

　　也就是说，日本人的1937年到1945年在他们的记忆中并非空白，但他们真的希望在全世界人的脑海中这是一片空白。有些日本人害怕的竟然不是做错事，而是有人记得他们做的错事。

　　这部分民族性让人毛骨悚然。只要我们将视角平移至同为法西斯战败国的德国，就能看到，直到现在德国仍然有专人在全世界收集纳粹的罪证，并始终致力于道歉与补偿。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可以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可南京的30万亡魂等了70多年，面对的仍是日本政客的百般抵赖。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那样深重的人类灾难之后，哲人阿多诺道出了这样悲凉的道理，成为西方世界对于这段深重苦难历史的经典反思。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则直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之后呢？写诗同样是野蛮的，在中国人心中这是无法承受之重。但是记忆必须传承下去，而我们要传递的记忆并非观点，并非主张，而是一张张照片，一份份文件，一段段视频。在事实面前，观点是多余的。

　　如果不给世界留下这样的记忆，未来的人们将无法讲述那30万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留下真切的记忆，如何防止这样的屠戮危害以后的世界？

　　日本某些人害怕这段记忆，不代表这段记忆不存在。日本民族性中忌惮这样的记忆，不代表我们的善良需要顾忌到这样无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