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日本反复纠结二战屠杀人数 未真心道歉

　　日本《每日新闻》10月27日报道称，距离“二战”结束已有将近70年，亲身经历过“二战”的人正在逐渐变少，时代也正在慢慢远离“战后”这个词。值此之际，美国著名社会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与日本明治大学特任教授大沼保昭进行了一场内容深刻的谈话，傅高义对当下多个关键问题进行了阐述。

　　在被问到“怎么看待战后70年的国际情势”时，傅高义答道，“中韩两国变化很大，特别是最近10年间中韩变得更加有自信了，随着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提升，其存在感也随之增强。此前中韩一直在金钱及技术方面上对日本有所依赖，但现在则变得能自信满满地无视日本。过去中韩即使觉得日本做的有不对的地方也不敢明言指出，现在则变得更有底气。而日本受此影响，国内的爱国主义也高涨了起来。美国自二战结束后一直在努力‘维护’世界秩序，但现在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在解决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地域纷争及促进世界经济成长及开发等方面，需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合作。”

　　被问到“中韩的自信给东亚形势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时，傅高义表示，“有评论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时间要比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话的时间长，这就是影响之一吧。虽然联合国秘书长是韩国人，但最能给美国出力的还是日本。我觉得东亚各国都想让日本多在全球性问题上出力，因此我认为安倍提出想多为国际社会做贡献是件好事。”

　　关于“怎么看待中国的世界战略”时，傅高义则认为，“我觉得中国人自己没制定很清晰的战略，因此世界对此感到担心。中国的爱国主义及想得到外国尊敬的意愿很强烈，而且现在在世界上也是很成功的国家，甚至可以与美国相提并论。我感觉中国想要的似乎是同美国的‘大国关系’，想让日本、欧洲等国家都在中美之下。”

　　谈及“你觉得中国会是世界最强吗”这一问题，傅高义表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世界第一了。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合作，全世界的各种问题估计都没法好好解决。因此美国和中国沟通的时间较长。但问题在于，中国可以合作到什么程度呢？中国在技术实力和军备上不如美国，在世界影响力上也较为逊色，而且现在东海和南海形势也是难以论断。我个人觉得，中国是很务实的，如果不是很想要某个东西的话就不会强硬去做。还是取决于实际的力量关系吧。”

　　有意见认为中日、日韩关系不太好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右倾化。对此，傅高义指出，“我觉得日本是有点右倾化。爱国主义是很正常的，但爱国主义扭曲并导致不好的影响则是不应该的。我也希望包括安倍在内的所有日本人能多点自信，但是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就不好了。美国不少人对此的心情可不仅是‘失望’，不挑衅中韩是很重要的。”

　　提及“中日韩能像二战后的英法德一样和解吗”这一问题，傅高义表示，“二战后在欧洲德法很快就在造铁方面上展开了合作，在经济上合作的同时也进行了对话。但亚洲却形成了冷战格局，中韩都没怎么和日本交流，因此二战遗留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要改善中日韩关系，日本应该将心比心，多理解中韩的想法。但现在日本却没做到这一点。比如南京大屠杀，30万人被屠杀是事实，但日本却有不少人坚称没有这种事，因此也难怪没法和中国好好沟通了。日本认为自己在二战中没做过什么坏事(这是不行的)。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让日本国民能理解中韩的想法及持有问题意识。现在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还在为到底有几万慰安妇而争论不休，但关键的不是慰安妇的人数或者是南京大屠杀有没有被夸张，日本需要的是对全世界说明自己在二战中确实犯下了罪行，这样才能获得中韩的原谅。”

　　有意见称，日本保守派的政治家也一直在向中韩道歉，却也未得到谅解。针对这一观点，傅高义表示，“那只是日本人的观点罢了。日本历代首相都或多或少在历史问题上道歉了，但对于中韩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日本领导人的道歉，而是日本国民全体的认识。中国希望日本普通国民都能觉得‘南京大屠杀真是惨绝人寰’。”

　　最后，傅高义还谈及了“二战”结束70周年后日本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他表示，“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还是不错的。日本应该重视自己在战后所走的道路，虽然二战中日本罪行累累，但战后则需要坚定信念走和平之路。中日、日韩关系的友好对于东亚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我认为如果日本能多了解下中韩的话，与美国的意见就不会大行径庭，与中美韩的关系也会更友好的。”

　　傅高义生于1930年7月，是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且精通中文和日文。其于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20世纪70年代始，傅高义对中国广东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察和研究，撰写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