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镜门”纪录片女导演：我从早到晚都被监视

　　中新网12月25日电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4年一部《第四公民》的纪录片成为各大最好电影榜单前十名，拍摄这部片子的导演劳拉·波伊特拉斯被评为年度女性之一。这位曾经参与“棱镜门”曝光计划的女记者表示，她从早到晚都处在监视之下，“我像一颗在幕后被点亮的圣诞树”。

　　当劳拉·波伊特拉斯第一次在机场被拦下询问时，她以为是弄错了。2006年从萨拉热窝电影节飞回美国途中，她听到维也纳机场的大喇叭里喊着她的名字，让她去找安检人员。她被带上一辆巴士，送到一间行李检查室，接受关于其行程的盘问。她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拦下我？”回答是：“嗯，你知道，你的名字出现在美国政府的一份名单上，而且你的威胁分数真的很高。”

　　她的威胁分数如果当时算高的话，如今就肯定直上云霄了。波伊特拉斯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间谍泄密事件——美国泄密者斯诺登曝光美国大规模电子监听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去年，斯诺登把自己从美国网络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NSA)拿走的珍贵文件只委托给了2名记者，波伊特拉斯便是其中之一。她还是《第四公民》的导演，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她遇到斯诺登的经过，有望获得奥斯卡2014年最佳纪录片奖。

　　波伊特拉斯现在认为，她从早到晚都处在监视之下。“我像一颗在幕后被点亮的圣诞树，”她相当从容地说，“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有个图表，上面显示了我接触的人。”她在柏林接受采访，那里是她现在的居住地。秋天柔和的阳光洒进窗内，淡淡地照亮了她。她看起来比52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些，说话时手势很多。如果说她对日常生活受到无时无刻的监视感到忧虑，那么她至少没有表现出来。“我面临的选择是，要不说‘好吧，我会停止做这类工作’，你懂的，因为这种骚扰真的很烦人，或者说‘我会继续这么做’。”

　　维也纳机场事件发生的不久前，波伊特拉斯刚刚完成了《伊拉克，我的祖国》的制作。这部2006年的纪录片叙述了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后，伊拉克普通人在美国占领下的生活。该片获得奥斯卡提名，也导致美国情报机构把波伊特拉斯列入她现在所知的“观察名单”——美国有关部门试图追踪的人员名单。接下来是另一部可能激怒了美国政府的纪录片——《誓言》。这部2010年的影片讲述了为奥萨马·本·拉登当司机和保镖的也门两兄弟，其中一人后来成了关塔那摩湾的在押人员。

　　在维也纳第一次被盘问之后，她又在美国不同的机场被盘问了40来次。波伊特拉斯的电脑、笔记簿、手机都曾被扣押，有时数周后才拿回。她说，她本来以为，当官员们意识到她“只是个电影人”之后，就会从名单上删除她的名字。但事实不是这样。“于是，我在机场变得比较不客气，边回答问话边作笔记，坚持自己作为记者的权利。”

　　去年斯诺登与她联系时，她很快意识到，他的故事可能引发的轩然大波会超过她以往做过的任何事。“当我意识到斯诺登所言属实时，我当然害怕。我的意思是，这显然会很危险——会激怒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人。”

　　当时，这位31岁电脑专家的电子文档包含了他从NSA拿走的超过100万份文件。斯诺登在2013年5月逃往香港之前是NSA的合同工。他决定把这些文档都交给波伊特拉斯和英国《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藏身于香港一家酒店的他，安排了与二人和另一名《卫报》记者的秘密会面。正如波伊特拉斯在《第四公民》中所描绘的一样，斯诺登在其狭小房间内花了几个小时解释他的秘密，让三名记者相信他。后来，波伊特拉斯问斯诺登为何选择她。他回邮件称：“你问我为什么选你。我没有选你。是你选了自己。”他指的是她的声望：他需要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来确保他的爆料能引起全球的注意，她就是这种力量。

　　结果就是《卫报》、《华盛顿邮报》、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发表的一系列报道，详尽描述了NSA及其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伙伴机构所进行的电子侦察活动。这些报道曝光了窥探美国人谷歌和雅虎账户的秘密计划“棱镜”；英国运行的Tempora全球监听计划；以及用于筛选海量互联网数据的电脑过滤器XKeyscore。这些报道曝光了情报人员监视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玩家，窥探援助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无国界医生组织，甚至窃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

　　这些爆料立刻引发冲击波。在美国，有人指责斯诺登为“叛徒”，也有人赞其为“英雄”。当局以间谍罪对其提出刑事控罪，指控其帮助美国的敌人。华盛顿方面希望将斯诺登从俄罗斯引渡回国。斯诺登在与波伊特拉斯见面几天后便前往俄罗斯并寻求保护。

　　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命令对NSA的工作流程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法庭审核的建议。波伊特拉斯称：“关于NSA事件，其中一个有意思的看点在于这件事是如何跨越政治界线的。我们看到，对此气愤填膺的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在其他国家，对斯诺登的支持要大得多，特别是德国。该国政界人士对默克尔手机被监听极为愤怒，舆论对侵犯隐私也尤为关切。

　　波伊特拉斯的早年人生经历对这种全球戏剧性事件没有什么铺垫。她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一个富裕家庭长大。她不愿谈论自己的家庭，但公开记录显示，她的有钱的父母向麻省理工学院的医学研究捐赠了2000万美元。年轻的波伊特拉斯在毕业后来到旧金山，在那里当了一段时间的糕点主厨，随后开始攻读电影研究专业。她来到纽约专门从事纪录片制作，首部获奖影片是《旗帜之争》，讲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中产阶层化。

　　对波伊特拉斯来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一切都变了。她回忆道：“我觉得，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真的令人不安，对此我想要说些什么。”她越来越担忧美国政府的回应，包括关塔那摩湾的在押人员待遇问题。她开始制作有争议的影片，这让她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的纪录片制作人之一。

　　尽管获得奥斯卡奖的呼声很高，但她表示，获奖并不是意义所在；电影本身才是。波伊特拉斯不相信各国政府因斯诺登的曝光而有太大改变。她说：“有很多表面文章，各种委员会提出许多建议，但这些政策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就具体的政策改变而言，或许默克尔的电话现在没有遭到窃听。但我不肯定有什么大的变化。”

　　因此监听程度还和过去一样？波伊特拉斯认为，或许由于担心面临法律诉讼，针对那些没有涉嫌有不当行为的目标的监视“很可能有所收敛”。“我猜，现在情报机构的人在监听前会三思。”但她对斯诺登曝光的整体影响看法积极得多。她说：“这些报道在全球范围……改变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观念和认识。”

　　波伊特拉斯表示，由于担心与美国政府合作可能让它们丧失业务，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在保护客户隐私方面正在做出切实的重大改变”。“因此技术行业正在出现那类转变，而且我认为转变将会继续。它们将为客户提供加密和隐私保护”。

　　波伊特拉斯尤其对德国的事态发展感到高兴——她自2012年(那是在她开始制作《第四公民》之前)以来住在德国，因为她认为在美国工作风险过大。但她对英国的批评很尖锐——由于担心被捕，她拒绝去英国，即便为了推介《第四公民》也不例外。“我的律师非常担忧和小心，因此我没有去过英国”。

　　她补充称：“没错，我会回美国，但美国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美国有保护媒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美国政府从未因记者发表机密信息而对其进行追捕。”

　　在英国，《官方保密法》不受约束的触角范围令她却步，尤其是在官员们闯入《卫报》办公室，下令毁掉与斯诺登相关的电脑设备之后。电影中记录了那一刻——锤子将电子设备砸成碎片。她略微提高声音说：“我的意思是，得知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没有法律保护新闻机构；如果没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媒体，就没有对发生事件的历史记忆。”

　　像斯诺登本人一样，波伊特拉斯认为秘密监视在某些情况下是正当的——例如疑似的恐怖分子阴谋或核扩散。“但它不应是巨大的拖网，对全体人口进行疑神疑鬼的监听。我们生活在实行法治的民主国家，这些监听计划绕开了法治。”

　　她承认监视改变了她。她不仅对实际事务极为谨慎，比如加密电子邮件，并且拥有两台电脑：一台用于工作，另一台作一般用途。

　　但她引以自豪的是，她信任所有参与制作斯诺登电影的人，她最密切的同事中多数是女性。当她在柏林的首映式上介绍她的团队时，首批出场站到台上的15人中9位是女性；她说，她选择这些人不是因为她们是女性，而是因为她们是“绝对最优秀的人”，而且女性拍摄纪录片比在好莱坞作用更大。“有这么多杰出的女性纪录片导演，所以我不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她揣测，这是否是因为制作纪录片的组织规模比好莱坞大片小得多。“我觉得你可以走自己的路，而无需通过官僚体制的各个层级。我不知道。”

　　波伊特拉斯把《第四公民》看作她关于美国实力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是她拍摄的关于伊拉克和关塔那摩的纪录片。她说，现在讨论下一步可能做什么还“为时尚早”。但她正在为2016年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一个基于电影的展览做准备，这个展览将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相同的主题”。

　　“说实话，我不会停止关心这些问题。9/11事件已经过去13年，但我们仍在阿富汗打仗，仍有一些政策在推动美国向着我认为不对的方向前行。我们在透明度和政府上有点偏离了根本的道德原则。”这是一个严肃的看法，可是像波伊特拉斯那样制作纪录片本来就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斯诺登选得很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