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重聚莫干山纵论中国改革 自由争鸣成主基调(3)

　　以自由争鸣作为大会的主基调

　　事实上，1984年莫干山会议最被人们津津乐道之处便是其新鲜的会风。当时组委会规定，参会者选拔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只需提交一篇论文便可申请，审核过关者才可“上山”。“上山”时不许带着论文，“只带身子来”，防的是隔山打炮，对着稿子念。会议开得热火朝天，白天讨论不过瘾，晚上还有“挂牌讨论”，7天长会开完后，竟然有大半人都生了病。

　　“当年还有一个特点是串门，你觉得在这个组讨论没劲，可以到另外一个组。大家吵得不亦乐乎。”华生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回忆起当年往事。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1984年莫干山上的领袖人物之一起初并没有接受再上莫干山的邀请。

　　“一开始我挺想来的，但一看议程，我跟他们说，我不来了。”华生告诉记者，在最初的议程里，开会方式仍然是“几个老人轮流做主题报告，然后分组发言”，他觉得这个会和当年强调自由争鸣的莫干山精神没有什么关系，便婉拒了邀约。

　　后来，筹委会的工作人员又找到华生，在沟通过程里，华生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不要搞成名家讲座，中青年的讨论会就要用中青年做主体。第二，让大会的形式以互动和讨论为主。

　　最终，筹委会决定以自由争鸣作为大会的主基调。

　　在不对媒体开放的分组讨论里，这种氛围尤其浓厚。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宋亚楠与华生同组。她记得，一开始有不少人和往常一样，“打官腔或者讲一大段基础理论。”

　　“这个我们都懂，就不要讲了，直接谈问题。”26岁的宋亚楠绘声绘色地模仿起华生主持会议的神态。她随后评价说，这样的态度“务实，让人觉得舒坦”。

　　分在另一个小组的李清斌则记得，当时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收入分配改革如何推进，但有些人始终就收入分配要不要改革的问题长篇大论。结果觉得“很憋气”的李清斌大声地说：“要不要改革需要讨论吗？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以前开会怎么敢这样呢，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回屋后我就琢磨，哎呦妈呀，我太牛了吧！”这个年轻人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莫干山精神。

　　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

　　在新莫干山会议上，打捞历史，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主题。

　　第一次演讲，华生就惟妙惟肖地模仿起当年张劲夫如何将手背在身后在屋里踱步的样子，当时，这位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亲自听取了眼前这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所作的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汇报。

　　同样以往事作为演讲开端的嘉宾还有独立学者柳红。在上山后的当天晚上，柳红就和自己的丈夫朱嘉明打了一通电话。1984年，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的朱嘉明是莫干山会议的4位发起人之一。在电话里，朱嘉明告诉柳红，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最让他珍重的是在历史关头，大家那种超越了观念分歧的“真情实意”。

　　在一些时候，这种精神似乎获得了某种延续。5天会议期间，一位来自清华的博士在回北京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教师发言后，又连夜赶回莫干山参会，并坚持到最后一天；另一位来自浙江大学的教授则几乎每隔一天都要回到杭州为学生们上课，然后再赶回莫干山。

　　但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得更加强烈的则是一种断裂感。尽管筹委会很早就定下了“以文选人”的原则，但最终呈交的论文总数仅有100余篇，这与1984年的1300多篇有天壤之别；筹委会还包下一个酒吧，可供学者们晚上进行“挂牌讨论”使用，但在大部分时间里，觥筹交错是这间小木屋里的主题。

　　连被吸引而来的媒体数量也十分有限，一位记者坦率地评论道：“相比于博鳌论坛与达沃斯论坛，谁还会来莫干山呢？”

　　对于莫干山会议，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教授常修泽有着不同于常人的体悟。他至今保留着已经发黄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材料，在今年8月出版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中，他所撰写的“莫干山会议”被列为单独一章。他说，自己怀念那个物质匮乏但精神饱满的改革年代。

　　到达莫干山后的第二天，他就叫上王小鲁，沿着盘山道寻找当年莫干山会议的历史印迹。在半山腰的橱窗里，他们找到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合影，在照片里，183位年轻的与会者穿着白色的衬衫，因为天凉，还有几个人将炊事员的白制服捧在手里。在那个长达7天的会期里，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开。他们还找到了当年拍集体照的地方，两棵古树仍在，只是拍照的空地已经变成了停车场。

　　第二天，在莫干山管理局王惠良的帮助下，常修泽找到了当年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一座有着拱形门檐的蓝顶教堂。只是，就像中了魔法的城堡，矗立在山顶的教堂已经成了装满废旧家具的仓库，木门倒在地上，石阶上满是荒草。 本报记者 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