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都市报：“述职直播”须对接民众的监督诉求

　　年底到了，浙江温州市直属的27个部门一把手，刚经历一场年终大考。12月20日开始，他们针对今年工作和明年规划进行汇报，该过程持续了两天，全程由电视、网络等现场直播。述职时，部分官员满头大汗。

　　“述职直播”，并非温州首创。媒体联动，直播官员述职，在南京、湛江等地已有先例。较之于程式化、应景式的年终总结，让官员直面镜头，无疑更具开放性。将“政务公开”和“媒体应对”的双重考验捏合，也能验出治理成色。

　　从表象上看，“述职直播”是种形式拓展，它和武汉的“电视问政”甚为相似，都将述职、问政置于媒体呈现的情境下。但实质上，在“年终大考”形式上的变动，会通过评议方式的更新，影响着官员的履职心态，甚至是施政素养。

　　在温州的这场“述职直播”中，不少官员发言时，或紧张流汗，或惊慌失措。他们的压力何来，不难想象：当“开门评议”代替了内部评分，当登“台”亮相成了他们述职的必经步骤，在社会监督下，他们难免绷紧弦儿，如履薄冰。而这份压力，或可转化为勤政尽责的动力为了“赶考”过关，他们也许会勤修内功，积攒“政绩资本”。

　　如果说，在关门评议的考核模式中，“同体监督”的懈怠，或约束力有限，纵容了述职“走过场”的势头，就如《人民日报》评论说的，助推了“说成绩浓墨重彩，说问题蜻蜓点水，甚至浮夸虚报”的自我评功风气，那么，“述职直播”显然更有制衡作用。在现场，有分管领导、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等“评委”的打分；在场外，民众遥控器的定格、鼠标的点击，也会形成“在场的监督”。

　　有人说，“述职直播”是政务向阳光化推进的“善治性努力”。“述职直播”降低了民众参政的门槛，提升着他们的监督热情，这有助于政务互动格局的塑造。可以想象，在官员言行被镜头聚焦后，他们出言会更审慎、务实，少些官话，多些“实干精神”；而民众评判的主要依据，不会是其“唱功”，而是“做功”。

　　当直播的形式依托，方便了官民的对话沟通，改变着单向的言路环境，它也能带动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成长”：政府会更加尊重民意，提升治理效率，消除施政惰性；而民众也可以建设性的积极姿态，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并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在良性互动中，“述职直播”不是平面形象宣传，而是价值磨合、融入监督的善治平台。

　　当然，“述职直播”的观赏性，不应冲淡其约束力。也许官员述职的紧张氛围、流汗景象等，看起来很有视觉冲击力，可它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和沟通，而非噱头、热闹之类。如果它形同于“独角戏”，而不是嵌入到常态化约束中的制度设计，那它考验的，也只是官员的“演技”和临场应变力。

　　据了解，官员的“面试成绩”也是年度考核指标，末位淘汰之下，想必官员会更认真对待。只不过，较之于官员的临场表现，日常作为更应被看重。

　　“述职直播”，该对接民众的监督诉求。它的“问计于民，直面监督”指向，对政务推行不乏借鉴意义。而民众也希望，它能成激活官民互动、提升政务开放度的重要契机。(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