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花4年时间拍摄汶川震后3个家庭故事(图)(2)

　　“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为了拍这些故事，赵琦申请圣丹斯电影节的基金资助。他在申请书里写道：“李桂花在地震中失去了孩子和姊妹，地震后她一直在寻找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她说她要在搬进新县城后，为老人建一座养老院，在照顾老人中获得内心安宁，用这种方式留住过去和未来的关联。”

　　资助拿到了，可拍摄对象却没了。李桂花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赵琦辗转打听，邻居才告知，他要找的这个“打算无私给北川老人开养老院”的李桂花，“滥用了职权，贪污了房子，叫人给抓起来了”。

　　电话那端，赵琦惊得连着“啊”了好几声，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费了好大劲，托了几层关系，才在看守所见到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李桂花。原来，在北川新县城房产登记的过程中，李桂花以他人的身份多报了3套房。事发被批捕的时候，李桂花还在办公室给人盖章批房子，警察叫她出来“讲讲房子问题”，她还问了一句，“章拿不拿起？”

　　隔着铁栏杆，赵琦没说几句话就问她：“李大姐，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地震里面你经历过生生死死，觉得钱有多重要？”

　　李桂花消瘦了不少，平日里因为失眠熬出来的黑眼圈更深了。她说话还是像当主任的时候一样大嗓门：“钱这个东西，你说重要也重要，你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多就多用，少就少用。”

　　只有在说起母亲的时候，她的大嗓门才会柔和下来，就像当年讲起孙女的事情一样。“我跟妈妈地震前地震后从没分开过，我走那天早晨给她送的肉汤，喂了三汤匙，看时间忙我就走了，再也没见过妈妈。”李桂花说，她和母亲同天生日，但今年这个生日她却只能在看守所度过，在囚房里跪在地上，为母亲庆生。

　　她基本听不到外面的消息。直到宣布审判结果的那一天，有人凑到她跟前，悄悄对她说：“你知不知道，你妈妈走了。”

　　“当时我头脑一片空白，都蒙了。判三年零六个月，心头本来就不舒服，眼泪强忍着。”李桂花说，直到坐上送她回看守所的车，门一关，车一开，她才缓过神来，世界上与她亲近的最后一个人已经没了。在通往即将到来的监狱生活的路上，这个中年女人放声大哭。

　　她不知道的是，当她孤身拘禁在看守所的时候，母亲也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看着旁人把她的行李搬出临时板房，抬进一套空荡荡的新房子里头，里面没有跳舞娃娃，也没有女儿喂她喝汤。老人一言不发地坐在新房子敞亮的阳台上，看着外面一栋栋长得一样的楼房。

　　回到工作室，赵琦翻出原始素材，找到了李桂花第一次看房子的模样。着急去看新房子的她连给人盖章时带着的袖套都没脱下。她好奇地在房间里四处打量，仰着头环顾还没有任何装修的房子，跟人比划商量，如何布置眼前的新房。

　　那时候，她拍着手，点着头，对身边的人说，以后搬家到这里，跟妈妈一起住，“我也有这么一套，就够了。”

　　“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自从通往女儿小墓碑的那条路被封了以后，彭孝全两口子就只好改在半山腰上自家的田地里给女儿烧东西。那里虽然没有墓碑，却可以远远地望着朦胧中并不清晰的老县城。

　　“在上海打工的时候，人们都劝我，小宝那么孝顺，她一定也不喜欢看到我们两个这样。”李晓蓉坐在地里，看着挽着她胳膊的丈夫说，“现在时间久了，看着别人都带了孩子，慢慢觉得能接受，就好点。”

　　碰上邻家孩子来串门，这对夫妇还会热情地摸摸小孩的脸，哄他们吃糖。终于有一天，两个人手拉着手，到人口计生服务中心参加“计划生育宣传大会”。

　　“目前，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确定再生育的家庭已成功怀孕742户，怀孕率为70.3%。已经生育的家庭是626户，有627个婴儿降生。”夫妻俩坐在会议室里听着汇报，低头拉着手不说话。

　　晚上回到家，俩人坐在一起，用一个大盆一起洗脚。李晓蓉的父亲一边低着头给炉子添火，一边小声地问两口子：“讲的啥子？”

　　李晓蓉在脚盆里轻轻踩着丈夫的脚，扭捏地回答自己的父亲：“那个又不是你想就能来的，要自己有才有啊，你强求怎么行？”

　　父亲依然拨弄着炉子，低着头喃喃地说：“生儿生女都无所谓，都带一个最好，总要有个后代嘛！”

　　可是，在盘算孩子的同时，他们还得盘算房子。持家的李晓蓉算了算，搬进新县城买房子，总要花个20万。困扰她的难题是，“就算借够了，关键是怎么还”。

　　为了买房子，李晓蓉决定，离开原本准备一起再生个小孩的丈夫，重返上海打工。

　　“又剩我一个在家里，冷清清的。平时她在家还有人跟我说说话，现在为了这个房子，她又出去。”彭孝全蹲在半山上的菜地里，跟赵琦抱怨，“一下子感觉到，又成了她以前出去打工的感觉。地震这三年，伤口刚刚好了一点点，现在又面临着房子的问题。人一生中，怎么翻来覆去地总有这些事发生，你把这件事摆平了，另一件事情又冒出来了。”

　　临出发前，彭孝全帮老婆收拾行李，怕她冷装了羽绒服，怕她想女儿装了孩子的照片，还在电脑里拷贝出女儿的视频短片，给她带着。

　　录像里，他们当时只有11岁的女儿正跟小侄子一起玩电脑。她戴着红色发箍，扎着马尾辫，头发一晃一晃的。彭孝全叫她转过身来表演个节目，她就扭过头，半咬着嘴唇，眯着眼睛笑着说：“哎呀，要我唱啥子呀？”

　　“要不然莫过去了，莫去打工了。”彭孝全盖住妻子正在打包的箱子，从背后抱住她，“我跟你说真的哦，就在这边，住在一起，住在山上。”

　　“也就再辛苦两年，两三年。”李晓蓉抿着嘴不看丈夫，推开他的手，继续叠衣服。“要不然你努力赚钱么！”

　　最终，彭孝全还是到机场送走了妻子。走到安检处前，两个人拉在一起的手不得不松开了。沉默的丈夫看着妻子拎着行李，过了安检，空荡荡的候机厅只剩下他一个人。

　　“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

　　关于汶川地震的纪录片不少，可赵琦这部却一直拍了快4年，拍到自己在地震后出生的儿子都会叫“爸爸”了，拍到摄像师都不愿意接他电话了，拍到北川老县城已经修成了“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也搬进了新县城，一个叫做“永昌”的地方。

　　在上海打工攒了钱，李晓蓉和丈夫终于在新县城买了房。两口子的新家布置得很简单，买套家具，摆个冰箱，唯一的装饰就是家里到处摆着的盆栽花草，鞋柜上，门旁边，就连冰箱顶上都放着花飘着香。彭孝全说，女儿活着的时候，最喜欢花花草草。

　　他们一直没能怀上孩子，可他们喜欢孩子。亲戚去外地打工，他们就在家帮忙带孩子，带大弟弟的，再带妹妹的。天气好的时候，李晓蓉就抱着孩子去新县城的广场玩，一路上都抱在怀里，生怕孩子跑远了。

　　洪世豪一家也搬进了这个在电视里被称为“世外桃源城市”的新北川。已经毕业在外打工的他常常接到妈妈的电话，催他回家看看。可他要么推脱说打工忙，要么推脱说不放假，找尽了理由，就是不愿意回去。他跟赵琦说，他不喜欢那个陌生的地方，“那不是我的家”。

　　可是，妈妈还是老打电话，叫他“早点回家”。他想了想，挂了电话，上了车，扭头去了老县城。

　　现在，这里是一个游客需要花16元才能参观的地震遗址。抱着宠物狗的，挂着单反的，说着外地口音的……老县城外又热闹起来。路边卖纪念品的小摊，出售着“北川地震明信片”，还有“地震纪念DVD”。

　　没按被规划出的游览路线，洪世豪很快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翻过近两米高的围栏网，他找到了被山体掩埋的家。四周野草丛生，长得比这个小伙子还要高。18岁的洪世豪梳着流行发型，做了激光手术摘了眼镜，可他却和14岁的时候一样，静静地坐在早已埋在地下的老房子前，呆呆地坐了一下午。

　　“地震那天我一直就站在这个门口看着，看着，一个个人都上来了，直到夜幕降临，我还是没有看见我的父亲。”第一次见到赵琦的时候，洪世豪这么对他说。“不管过了20年30年，我还会回到这来看看，因为这给了我很多回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它虽然只是山区的一座小小的县城，但是它在我的内心中却是很广阔的。”

　　等到今年秋天，李桂花也能出狱回家了。赵琦前去探视的时候，她说，等出去了，自己也要回一趟北川老县城，看看她的女儿、孙女和妹妹，“跟妈妈说声对不起”。

　　“如果搬了新县城，我还是想开家养老院，照顾一下老的。”李桂花说，“进了养老院，就好像自己妈妈也在里头。”

　　临走的时候，她告诉赵琦，其实自己并不想当这样一个“管章的主任”。她原本想做个老县城的解说员，在那片废墟之上，向来往的游人解释，在这片乱石岗上原本是个幼儿园，在那片废石堆上曾经住着一户户人家，在地震到来之前，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那天在老县城坐了一下午后，洪世豪邀请一直跟拍他的摄像师到新家做客。这是他头一回到新县城的家，看着四周一排排的楼房，隔不了几步就是一条相似的小道，他迷了路。这个想要回家的年轻人，只能在偌大的小区里转圈，最后犹犹豫豫地拨了电话，问：“妈，我们家，到底在哪个地方？”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