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言中国行政改革：财事匹配 权责一致

　　把握行政体制改革关键点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正确的改革观，又要讲究政治智慧，改革中遇到的问题要历史地研究、系统地分析、现实地解决

　　党的十八大全面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概言之主要包括：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分类改革事业单位、创新体制机制、严控机构编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连续进行了七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体制机制保障，并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一是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通过改革不断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切实加强政权建设。二是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核心，准确把握行政体制适应经济体制的阶段性特征，循序渐进解决矛盾问题。三是始终把机构改革作为系统工程来抓，统筹考虑方方面面因素，自上而下、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四是始终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配置政府职能，设置机构，配备编制。

　　这些宝贵经验带有规律性，应在今后的改革中继续加以坚持、发展和完善。当前，更应立足发展全局，把握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内涵式”改革着眼长远

　　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处于由“外延式”改革转向“内涵式”改革的新阶段，应当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三个方面分析判断和准确把握。

　　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来看，主要是做好“机制—体制—制度”三大调整。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机制是指制度化了的方法；体制是指机构设置、隶属关系、权力划分等方面的具体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35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始终贯穿一条红线，这就是：不断下放行政权力，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更加强调权责一致，由起初的注重机构撤并、编制精简、人员裁减，变为现在更加注重体制机制的创新。

　　概而言之，行政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精干人员、精简机构、理顺关系、搞活运行机制、创新管理体制、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切实加强国家政权建设，主要是围绕“机制—体制—制度”三大调整。特别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既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高准则，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动摇。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坚持这个正确方向。尤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行政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必须有利于巩固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从政府行政走过的路径来看，一般都要经历“管制—管理—治理”三个阶段。总的来说，我国当代的政府管理来源于创建新中国时的军事化动员体制。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突出强调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注重自身作用，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政府管理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管制效果，很少顾及其他因素。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这方面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原有的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市场经济发育初级阶段，政府比较注重发挥自身和市场两者作用，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管理成效。

　　而在完善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则会注重发挥自身、市场和社会组织三者的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治理效用。作为当今一个新管理理论流派，治理理论认为：治理是各种公私机构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从本次大部门制改革的方案内容来看，这正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现目标来看，应逐步迈过“效力—效率—效能”三大跨越。通常来讲，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其政府改革创新都经历了“效力—效率—效能”三个阶段，有的还在继续进行政府管理和服务创新。

　　所谓“效力”，指的是管理的功效，侧重于管住，很少计成本核算。所谓“效率”，指的是管理的时效，侧重于管好，不讲价钱多少。所谓“效能”，指的是管理的绩效，侧重于管活，还讲求投入产出。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的话讲：“效率是指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效能是指做正确的事。”

　　由于我国区域面积很大，在追求行政体制改革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政府管理所处的阶段肯定有所差别。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目前正处于由管理向治理、效率向效能转变的阶段，经济更发达地区的政府管理则处于领先地位，已处在治理、效能阶段。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稳步推进改革。

　　改革要讲求方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这一重要思想，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指针。

　　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既要坚定改革信心，坚持正确的改革观，又要讲究政治智慧，讲求方式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积小胜为大胜，既不能“简单化”盲目冒进，也不能“复杂化”畏缩不前，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都要历史地研究、系统地分析、现实地解决。要按期保质完成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应着重把握好四方面的关系。

　　一是关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关系。合理的东西不一定合乎实际，尤其是目前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和“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应首先从理论层面搞清楚，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就行政体制改革而言，应务求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努力做到方向要正确、步子要稳妥、方法要得当。

　　对于一些从理论层面尚未阐述清楚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充分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尝试，坚持在试点中探索、在实践中总结、在执行中完善，通过改革成果消除模糊认识、聚合推进改革的正能量。

　　对于理论层面已经阐述清楚、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比如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这一命题，各级政府都应按照要求，结合实际，切实转变职能，切忌“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齐”，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

　　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加强经济社会事务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减少和下放具体管理事项，把更多的精力转到制定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地方政府则应确保中央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加强对本地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强化执行和执法监管职责，做好面向基层和群众的服务与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二是关于责任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既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经常深入实际了解实情，做到“既走马观花，也下马看花，有时还拴马栽花”，掌握第一手材料，又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进行科学归纳分析，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对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这一命题，绝不能就事论事，要“跳出改革看改革”，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出发，站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认真分析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实际情况，应把着力点放在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做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一致，克服“权力有限、责任无限”这一突出问题。

　　三是关于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好的传统，又要进行新的开拓，在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等方面更应如此。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本届政府也向社会公开承诺，五年内“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在严肃机构编制管理方面，多年来“一支笔”审批、“实名制管理”、编制人社财政三部门相互约束机制等制度办法发挥了有效作用，但有的地方违规问题屡有发生，这种情况应严格制止。

　　此外，还应走公开透明之路，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凡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机构编制事项均可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这不仅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更有利于推动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当前许多地方推行的行政服务大厅、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等都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另外，有的地方还试行领导干部机构编制离任审计制度等好经验好做法，应注意总结推广。

　　四是关于“切一刀”与“不一刀切”的关系。我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即使在同一省份，不同地市、不同县区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各地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文件要求“切一刀”进行改革，破除一切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但同时改革又“不一刀切”，应紧密结合实际，突出地方特点，防止将改革“泛化”。

　　比如，中央文件已经明确提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要体现本级政府的功能特点，机构的具体设置形式、名称、排序等，可在中央规定的限额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定，不统一要求“上下对口”。县乡两级政府工作具有综合性、应急性特点，其功能定位、职能转变和机构设置要区别对待。而就乡镇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而言，各地情况更是千差万别。

　　又比如，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的地方，可以实行“以钱养事”、“花钱买服务”的制度。但如在其他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强行推进这样的制度，效果不一定好。因此，要坚定信心“切一刀”搞改革，但“不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步推进。(翟安鱼 中央编办事业单位改革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