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另类执法”频遭质疑 柔性执法被指“作秀”

6月18日，两名“练摊”的城管队员桂文静(男)和杨希接受记者采访。 倚天 摄 　　　　　　　　　　　　　

　　一次提前曝光的 “ 练摊 ” 体验

　　“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记者！”6月17日，在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新闻通气会上，面对眼前由摄像机、照相机以及各类录音设备构成的“长枪短炮”阵， 33岁的城管队员桂文静话语简短、急促，“我很紧张，已经不会说话了，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

　　桂文静遭遇的风波，是他和同事杨希在脱下城管制服后，上街做小摊贩“练摊”。

　　回忆过去一个多月的生活，桂文静并不觉得有何不妥。“我在5月初有了‘练摊’的想法，和杨希商量后，就跟局领导汇报了，领导觉得我们通过体验，深入了解摆摊者对将来的执法行动有帮助，于是就同意了。”桂文静面对媒体时，一次又一次重复自己的这次经历，“我们从汉正街进了点货，主要是水杯和发卡，因为这些东西投入不多，而且，在我们平时执法时，感觉卖这些的摊贩比较多，应该是比较好卖的。”

　　桂文静说，为了能保证体验成功，他们还专门在洪山区几个人气很旺的摆摊点踩点。5月14日，“练摊”生活正式开始了。桂文静说，为了避免碰上熟人，他们专门选在了非自己执勤的地点，听到小贩高喊“城管来了”的时候，他们也一起撒开了腿跑。可没想到的是，他们躲开了同事和熟人，却没能躲开网民。

　　被网友曝光后，桂文静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网友的各类评论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信息曝光之初，更多的网友对桂文静表现出同情，认为身为城管也难免生活窘迫，摆摊情有可原。随着事件发展，又有网友认为，桂文静身为城管执法人员，居然上街摆摊，显然是执法犯法，应当受到严肃处理。然而，6月17日武汉市城管委宣称桂文静两人系“体验”式练摊后，舆论再度哗然，“作秀”、“炒作”、“造假”等网络评论砸在了桂文静头上。

　　所有这些评论，都让桂文静和杨希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对他们执法犯法的指控，以及对他们“作秀”、“造假”、“炒作”的指责，都让两人感觉很委屈。面对媒体时，桂文静和杨希都觉得很难理解，“我们觉得是个很正常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各种 “ 另类执法 ” 频遭质疑

　　6月17日，武汉市城管委就此事首度召开新闻通气会时，到场媒体几乎是一边倒的质疑。对此，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扬解释称，体验活动是经当事城管人员主动提出，经局领导研究同意的，原定体验期为两个月。希望通过体验熟悉了解摊贩的心态、人员构成、摆摊原因等多方面资料，形成调研报告，以指导以后的城管执法工作。为了保证体验活动的效果，此次活动高度保密，只有少数几位局领导知道。

　　赵扬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活动绝不是“作秀”，虽然体验活动因为提前曝光不得不中断，但已有效果。根据体验了解接触，发现摆摊主要有五类人群：职业摆摊者、在校大学生、白领上班族、自主创业者、聋哑残疾人。摆摊原因大体可归为：为生活所迫、赚外快、无聊打发时间、赚取高额利润等4类情况。同时，无论是武汉市城管委还是洪山区城管局，都坚决否认通过网络进行有预谋的炒作。

　　武汉市城管委当天甚至公布了桂文静和杨希各自近万字的日记来证明两人确实是体验“练摊”。同日，大量媒体记者到桂文静“练摊”的徐东大街找摊贩求证，有摊贩确实看到桂文静和杨希在附近摆过摊。

　　6月18日，武汉市城管委召开第二次新闻通气会，头一天公布的日记成为新的靶子。

　　通气会伊始，就有记者抛出四连问，追问桂文静是否参与“作秀”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均被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一一拦下，认为无需作答。随后，从日记的字迹是否出自同一支笔，到日记中所记的天气与气象记录不符，乃至摆摊及与摊贩交流细节等，都成为质疑内容。对于这些问题，两位当事人以及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均以不回应的态度冷处理，以致当天的通气会一度火药味浓厚。

　　如此回应方式，让桂文静和武汉市城管委遭遇了更大质疑。

　　武汉市城管的“委屈”并非首次。回顾武汉市近年来的城管“工作史”可以发现，“作秀”、“炒作”之声一直此起彼伏，这次“练摊体验”只能算“毛毛雨”。

　　2012年5月，武汉市汉口三眼桥路，武汉市江岸城管执法大队城管队员们没有直接走向占道摊群，而是从车上拿出几块宣传牌，一一举起。牌子上的宣传语是“淘宝体”：“亲！吃路边摊不卫生哦！”还有红火一时的“hold体”：“色素、致癌物、香精、化学添加剂，童鞋！你能hold住吗？”城管方面称，举牌执法用的是“攻心计”。

　　2012年6月，武汉市汉口吉庆街一家餐馆门口，艺人正在给客人吹奏萨克斯，突然，一个大型卡通模型“熊猫宝宝”走到他跟前，劝他把音量调低一些。扮演“熊猫宝宝”的是江岸大智街的城管队员，他们想以这种柔性的执法方式，劝阻吉庆街艺人在高考期间暂停营业，为考生创造安静的复习环境。

　　2012年9月，武汉市武昌粮道街，在城管队员的带领下，20位协管员列队上街，见到有出店、占道经营的，就集体面向该店站立，直到店主改正为止。这一“列队执法”新方式，很快引来众多路人围观。

　　2012年9月，武汉市江夏文化路建材市场，几名穿着“清凉”的美女配合城管一起劝阻沿街商户的占道经营，或许是没见过这个阵势，不一会儿，店老板们就纷纷感觉“脸上挂不住”，乖乖地把占道的物品搬到了屋里。

　　2012年10月，洪山区城管局执法六中队执法队员来到书城路，一发现商户将经营物品摆到店外，城管队员立即上前纠正，临走时还送上一枝鲜花。

　　2013年3月，江汉区前进四路上，一名小贩面对即将被没收的小车，突然向城管队员下跪，“求求你把车子还给我吧！”为了不引起围观市民的误会，城管队员也当即跪在了地上，并对该男子说：“有什么事可以站起来说，你跪着，我也只能陪你跪着。”就这样，城管队员在地上“陪跪执法”了1分多钟。

　　一个城管新闻发言人的困惑

　　虽然面对无数质疑，但武汉市城管委新闻发言人叶志卫坚定地认为，以上举措都是有益尝试。“可以很肯定地说，摆摊体验对于研究城管执法方式是有帮助的，效果很好。武汉城管委在严格执法、规范执法的前提下，曾经对特殊对象采取了‘眼神执法’、‘鲜花执法’等一系列探索，而每一个探索都是在不同的辖区实行的。大家怀疑我们是不是‘作秀’？其实是没有的。城管和摊贩都是人民，无非是角色不一样，所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为什么要打打杀杀、掀摊子呢？我们管理城市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6月18日的新闻通气会上，叶志卫如是说。

　　然而，这位发言人也有不小的困惑。“城管也有城管的难处，如果按照规定强行执法，市民与城管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有人会说，城管又在打人、又在粗暴执法，如果我们采取柔性执法，有人又会说我们‘作秀’，那么城管执法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也希望媒体能给予好的方法。对于好的意见我们奖励一万元。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很为难！”

　　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黄红云认为，在当下的自媒体时代，公众再也不是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部门在探索科学执政时，必须要有充分的论证，要能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是简单地从提升自身良好形象来考量。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周运清认为，“卧底”也好，练摊也罢，关键在于城管部门能否真正从这次练摊事件中，找到与摊贩沟通的方法和渠道，通过换位思考探索出兼顾双方利益的科学管理方法。回顾武汉城管的其他行为也可以看出同样的脉络：之所以这些被武汉城管称为有益探索和尝试的方法都被质疑为“作秀”和“炒作”，就是因为这些方式都没有最终让城管执法发生根本性变化，没有触及到城管管理制度本身。城管部门要想有更好的正面形象，要能真正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不在于这些执法手段和方式的变化，而在于如何去真正建立一个完善的执法体系和管理制度。记者 张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