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经济五个新引擎：改革关键还需落实处

　　谈及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至今还能原文复述中国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过的一段话：

　　“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所谓不稳定，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信贷投放过多，货币流动性过大，外贸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所谓不平衡，就是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的问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各大经济体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被中国超越。为了带动经济复苏，中国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也让投资、产能过剩的矛盾凸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这些钱投到正常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去了，变成了房地产、资产和全球大宗商品的泡沫。这些泡沫导致国内非理性的繁荣，并大量进口，而进口欧美国家的商品则带动了发达国家的复苏。”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过去的5年，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

　　处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时期，全球经济震荡加剧，各个国家都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当此之时，中国是否还执着于发展速度？“保八”是否是中国的“速度底线”？

　　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7.7%的GDP增速低于很多国际机构的预期。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美洲前接受拉美国家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说，我们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是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访亚欧四国期间也多次表示，对于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保持年均7%左右的增速很不容易。

　　5月中旬，李克强在一次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会上表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

　　有经济学家指出，相比一季度表现，今年二季度经济仍处弱势徘徊阶段。从“三驾马车”来看，出口在外部环境没有大的冲击下挤出水分、回归真实，投资受制造业低迷影响略有下滑，消费增速稳中有升，经济并未出现明显企稳回升态势。而今年以来，能源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PMI指数走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都为经济回升带来了不确定性。

　　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在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承办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主题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是什么”的平行分论坛上致辞指出，中国根据当前的世情国情，在进行一系列重大战略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以经济转型谋求长远发展，以和平发展谋求对世界的更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发现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如何打造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一论断为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国内外官员、专家、学者论及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都提到了改革、实体经济、城镇化、扩大内需和提高开放水平，而事实上，这5个关键词是一脉相承的：改革是前提、是基础，发展模式不改变，结构不调整，金融改革不深化，改革不落在实处，产业便难言活力，便很难找到新的增长点；

　　实体经济要淘汰落后产能，要获得资金支持，要培养能够成为新引擎的产业。而不论是服务业、公共产品，还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都需要市场培育，而不是政府指定；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转换经济结构的体制改革和配套现代产业的形成，有助于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拉动内需，将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

　　强大的内需和更加开放的对外经贸，所打造的内部稳定、外部融合、民富国强的中国经济，将更加独立自主、更能引领世界。

　　新引擎1

　　改革

　　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

　　2013年，是新兴经济体由正常增长到开始减速的转折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双速增长”，美日欧的经济陷入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常增长；第二阶段为“双速减速”，美日欧经济陷入低迷，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开始减速；第三个阶段是“倒双速增长”，美日欧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在回落。

　　张燕生认为，2013年就是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转折点，而在未来的某一个时点，可能在2017年前后，世界经济进入第三阶段。

　　“金融危机是美欧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寻租的结果，他们负债消费的模式导致了自身巨大的贸易逆差，也带来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全球金融危机时，他们却把危机的责任推到‘穷国’身上。”张燕生指出，“2013年，穷国也到了拉不动这辆大车的时候。此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模式需要调整，否则再过5年，富国有可能通过‘再工业化’等创新手段将经济结构调整过来，而穷国却由于忽略调整，光给富国拉车，自己陷入泥潭。”

　　此时，中国政府主动放慢GDP的增速，既有主动调整的考虑，也有客观经济形势的压力。张燕生认为，当下中国最紧要是做好新的调整，即改革。

　　与相对悲观的张燕生不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中国经济潜力的判断是“中国经济8%的增速将维持20年”。

　　但林毅夫的判断有同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做到深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克服人口红利过早消失，以及提高人力资源来补偿增长的不足等。

　　改革，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寻找中国经济的新引擎，要先思考经济结构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然后针对这些问题去调整、去改革。

　　有观点认为，中国必须通过改革释放新的增长潜能，再造增长新引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周期。

　　而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看来，改革本身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改革的重点是转方式和调结构

　　中国前30年的发展模式已不能支撑未来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改变。转变发展方式，首要任务是调整结构，而不是关注GDP的增速。

　　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带来阵痛，而经济增速的放缓也带来产能过剩的压力。面对社会上对于降低增速的不同声音。张燕生说：“追求速度的人说增速下降很快，应该用刺激方案将速度升上去；而另一种声音在说，如果用短期经济刺激政策去搞极限增长，中国经济很快就会到达增长的极限，长期增长潜力下降，最终中国经济将为此付出代价。”

　　张燕生认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坎上。当GDP降到7.8%的时候，经济结构在优化，就业在增加，城乡和区域的差距在缩小。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速度进一步降下来，降到7%和7.5%，使工作重点真正放在调结构、转方式和促改革上？”

　　近年来，中国结构调整的成效已经显现。张燕生表示：“2012年中国的GDP增速是7.8%。其中，消费的增速是51.8%，高于投资；内需的增速是102.2%，远大于外需；服务业占GDP比重达44.6%，今年1月份上半年增长到47.8%；而研发经费已经增加到GDP的1.97%。去年，我国创造了1266万人的就业，创十年新高。”

　　金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要素价格改革、公共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户籍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国有资本经营改革和金融领域改革等，被认为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上，金融改革被一些专家和企业代表着重强调，并被视为中国经济新引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改革要有先后顺序，金融改革最为重要，应放在日程表的最高位置。

　　霍建国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企业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更重要的是按照市场化标准规范各个行为主体的行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理清监管者、银行、企业之间的关系，下一步，金融改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2013陆家嘴论坛上，监管层表达了要推进金融改革的决心。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首次提出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 “顶层设计”。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当前金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涉及面广，难度极大，因此应由相关部门设计改革的总体方案，加速改革向纵深推进。

　　央行对“加快推进存款保险制度的立法”的表态，便被视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信号。

　　有专家指出，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丰富金融市场投融资产品将是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金融改革将成为放开垄断管制的突破口，引导金融机构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而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看来，在金融方面，谈增长新引擎之前，还应首先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国际资本流向可能发生逆转的风险。

　　“多年来，国际资本持续流向新兴经济体。”李向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出现资本流向改变的一个可能性风险点，就是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如果发达国家退出QE，意味着实体经济已经可持续复苏了。紧接着他们就有可能提高利率，从而触发资本流向逆转。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为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上升的空间已经基本没有了。在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资产泡沫经历了很短时间的调整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而实体经济层面，产能过剩因为大规模的信贷投放，进一步加剧。”

　　李向阳认为，必须要在风险真正成为现实之前，把中国的资产泡沫尽可能压缩，为宏观经济政策创造更大的空间，同时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地调低也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控制资产泡沫，防范资本流出的风险，是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的一个前提。

　　改革的关键还是要落到实处

　　弗朗索瓦丝·尼古拉认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不是纯粹的经济改革，更大程度上是机制改革。中国现在对改革的方向和方案都非常清晰，但执行上有问题。

　　“很明显，现在各级政府都倾向于短期利益，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改革会涉及一些领导者，我们就要从机制改变，使执行者了解到，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从长期角度来看会受益。”尼古拉说。

　　“中国经济现在必须要为转移升级创造条件，而不为保持高增长速度创造条件。”张燕生对记者说，“我个人认为，东部哪个省的GDP增速超过7%，哪个省的省长、省委书记就要做检讨。这说明你没有把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旧方式转向新方式，用以追求质量和效益。”

　　此外，樊纲认为，政府应该学会放权，尊重市场，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减少对微观行为的干预。政府应该尽快让种子基金、股权融资等这类直接的投融资机制成熟发展起来，去支持那些有新想法的人去进行可持续的创业。“如果千百万人的创造力都能发挥出作用，新点子都能落地，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一定会得到体现。”

　　新引擎2

　　实体经济

　　哪些产业能成为新引擎？

　　制造业、公共消费品、服务业，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

　　“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毫无疑问必须来自实体经济，而不是金融的运作。”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但矛盾的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所有困境中，实体经济是最大的困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实体经济最为明显的苦难就是三大产能过剩。一是重化工和装备制造产能过剩，二是外向型经济形成的外贸产能过剩，三是过去几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比如光伏、风能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是过去10年的投资泡沫形成的，未来也“只有用时间来调整，且是相当长的时间。”

　　未来如何保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推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哪些产业能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