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新媒体时代，法官要做司法宣传者

　　在诉讼活动中，法官历来以职业裁判者身份出现，主要职能是惩罚犯罪和定分止争。但在新媒体盛行和司法公开的双重语境下，法官主持的以庭审为核心的司法活动具有了司法宣传的功能外延，而作为司法权最重要的施行者——法官，也被赋予司法宣传者这一新身份。

　　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法院新闻宣传工作会议上，周强院长指出，新媒体时代，要突出工作重点，创新传播形式，切实提高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要将司法公开与司法宣传紧密结合，通过司法公开不断回应公众关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

　　传统媒体时代，案件通常要等到判决生效后，再由法院专职宣传人员和大众媒体介入宣传，法院宣传案件的自主选择性强。案件当事人对舆情的影响要通过传统媒体的推波助澜才能完成，酝酿周期相对较长。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阶段，正值社会转型时期，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增多，当事双方矛盾冲突尖锐，案件审理难度大，法官在审判业务和司法作风方面稍有不慎，便可能被当事人点燃舆情。由此，不管是正面宣传报道还是负面舆情应对，司法宣传的起点已直接跃至审判乃至立案环节，而这些环节的主体——法官，便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司法宣传工作中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法官处理案件的过程，同时也是司法宣传的过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广大法官实际上同时履行案件裁判和司法宣传的双重职责。

　　新媒体时代，法官的审判活动走入民众视野，审判过程就是对特定人群进行司法宣传的过程。新媒体迅猛发展的语境下，几乎人人掌握信息生产和发布权，人人都成为潜在的舆论领袖，所以法官审判活动面对的当事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当事人，而是一个个潜在的信息发布平台和舆情引发点。案件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成为司法宣传第一受众，其诉讼参与过程即是司法公正见证和感知过程。倘若当事人对法官的判决不满，往往会利用微博等自媒体在审判的任何一个环节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制造舆论。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多，却是舆情源头，他们的“民意”虽是“小范围的民意”，却是与本案“联系最密切的民意”，在可信度的选择上，公众必然会有所倾向，其他知名媒体和影响力人物的介入和“被借助”，往往使得舆情迅速扩散升温，从而引发“大范围的民意”，或影响司法审判，或破坏司法公信，甚至还会对我们法官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所以法官在处理个案过程中，不能忽视与每一位当事人的良性沟通，他们既是法官化解矛盾纠纷的对象，更是法官身体力行进行司法宣传的对象。

　　在司法公开的当下，法官的审判活动主动走入民众视野，审判过程就是对不特定大众甚至全社会进行司法宣传的过程。在7月初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周强院长再次强调司法公开，要求各级法院不仅要敞开大门，还要创造利用好多元的司法公开载体；不仅要公开庭审过程和结果，还要公开裁判依据和理由；不仅要公开审理案件，还要公开其他审务工作。依法公开、主动公开、全程公开，让司法审判进入一个透明化、阳光化的时代，这将极大压缩谣言和误会产生的时间和空间，相信一次次的“有目共睹”会带来更多“众口一词”，从而引发更多社会民众的共鸣和公正客观的评价。

　　如果把庭审和裁判文书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充分展示，法官业务能力和司法作风置于不特定大众审视的眼光下，我们的法官准备好了吗？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法院已做了积极探索，网络庭审直播和裁判文书上网正成为这些法院司法公开的一种常态。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则专设司法公开窗口，把辖区每天庭审案件的视频即时选看和回拨点看遥控器交给群众，把公平正义的感知机会和渠道主动创造给了民众。展示自信、积累公信，这需要勇气和决心。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最好的司法宣传，相信，只要我们长期坚持，必然会带来司法公信的提升。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要更好地进行司法宣传，还需在案件庭审和裁判文书等审判核心元素中，有意识增加新闻传播的色彩，符合新闻传播规律，才能实现最优的传播效果。比如在庭审中可以有意识的强化本案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因地制宜开展以案释法；刑事案件审理中，有意识增加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所带来的得失分析；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关于商业诚信和守法经营等问题能多一些说理；在裁判文书中，能根据实际案情带来的警示和启示适当融入司法建议，让民众通过阅读裁判文书不仅了解该案情况，也能对生活中类似问题和行为增加有益的参考指引和规则防范。通过这些新功能的延伸，可以使每一个看似事不关己的案件增加与受众生活上的关联性、情感上的接近性以及对未来行为的可预期性。这样的司法公开，才不流于形式，才广接地气，老百姓才愿意接受。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