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

　　我认为，上海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去落实，要说到做到，而不是提出很多的纲领、很多的要求。我觉得江泽民同志报告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是有可能实现或者是提前实现的。有一个老同志打电话跟我讲，你说三年改变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辞职。我说我不会狂妄到这个程度，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个误会。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关于上海大众“桑塔纳”的。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因此我就给李鹏同志写了一个“陈情表”[5]，这个“陈情表”是江泽民同志签发的。我在里面讲，第一，关于“桑塔纳”的国产化去年已经开过会、订了计划，国产化率去年年底达到l2.7%，今年要达到25%，到l990年认证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国产化了。我说多生产一点、多装配一点并不影响国产化，计划都做了，正在认真实行。第二，上海现在有生产能力，国内市场也很需要，尽管国产化率低一点，但总比进口整车好。另外，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认为，生产1.5万辆“桑塔纳”还是完全正确的，也确实得到了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允许我们生产1.5万辆。但如果三年我们不能实现国产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给中央的“陈情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三年不实现国产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责，还没敢说辞职。我这个话是说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听的，说给市经委、计委听的，你们要不好好抓国产化，那我就得辞职了，我的命运跟你们拴在一起了。我说这个话就想起到这个作用。但这话传到外面，就变成了我三年不改变上海面貌就引咎辞职。这个事情我可不敢这么说，也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三年、五年解决上海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很难，我想同志们也会谅解这一点的。

　　声明一下，我只来了三个月，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个话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在简报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意见：还没有选你当市长呢，你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6]上怎么就说如果你当选为市长的话呢？太不谦虚了。我能体会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我也要向这位代表做一个说明，这个话不是我要讲的。在北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之前，大会副秘书长曾涛同志帮助上海为这次记者招待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所以曾涛同志说，你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样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这么讲的。(江泽民同志插话：朱镕基同志啊，你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候选人名义的，所以我认为朱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特别是招待外国记者。而且我跟你有点默契，当你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你通电话，因为我人在机场接受BBC专访。记者问，现在党政不是要分开吗？那你现在又是市委书记又是市长，怎么回事啊？我立即就讲，很快将要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现在中央已经确定朱镕基同志到上海来参加市委领导工作，今后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里选举成为市长，那当然要通过选举了。)

　　下面我就讲几条：

　　第一，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节约，而且是树立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江泽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汤”在全国都出名了，国务院已经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名目，八个碟子那是算冷盘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只算是汤，再来十个点心也不算菜，还是搞得很浪费。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里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平常在家里请客也就是这个水平嘛。“一菜一汤”就不会浪费。1985年我到上海电视机一厂，当时我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在那里召开现场会，就是关于电视机出口的事情。当时招待我们的就是一个菜，里面分四样，我觉得很好。关键不是你如何招待我，关键是要出口，真正把生产搞上去嘛！当然我们在接待外宾、接待中央和其他地方来的同志时还是要执行 “四菜一汤”，搞得太过分，那也不好。

　　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关于送礼问题。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香港的陆先生，向我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开政治协商会议、开人民代表大会都要发一个包，这个包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也不用这个包。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了，那不是可以节省一笔钱吗？我想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了一个包，我用这个包就足够了。回上海之后，市人代会又给我发了一个，市政协也给我发了一个，实际上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像在这种小的方面，我们一些党外人士都看出了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以后不要搞送礼、发东西这种风气，能够节省很多钱。首先由我们市政府带头，希望区县政府也都这样做，我想这个风气完全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就是现在党政领导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实在是太多，电视上成天都在播这些东西，实际上大家都忙得要死，何必在这个方面花那么多时间呢？所以我想，以后这种活动除了国家规定必须参加的以外，尽可能减少。我们可以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参加，他们对上海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让他们多出出面，上海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何必老让我们出面呢？耽误很多事情。这些活动是不是可以分散到一些同志特别是老同志的身上，让我们扎扎实实地去做一点落实的工作。当然我知道，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不出席，电视台就不去拍电视。无非就是把我们当个广告、当个宣传。所以，以后我就敬请各界谅解、支持。特别是新闻界，如果你要看级别的话，还是看看这些老同志过去的级别。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级别，你看会议重要不，重要的尽量报道、拍电视。不要一定是市领导出场，你才拍这个电视。这样我想我们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就可以把政府的效率提得更高一点。

　　当然，要使政府成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下放权力。这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里面也讲了。我过去说了一句话像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那是不好管的。所以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就成为12个“市长”，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才能做好，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责任。当然，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里也讲了，还是要保持政令的统一，不能各行其是。你们12个“市长”还得听这个大市长的，不然的话就乱套了。就是说，你们自己应该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来把工作做好。市委、市政府有决心实现这一点，下放权力，而我们市政府的各个委办局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职能，多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能够让区政府、县政府办的事情尽可能让他们去办，他们会办得更好。说老实话，条条不容易办事，还是要靠块块。为什么要搞包干？好多事情，中央条条是难以贯彻的，还得靠块块扩大自主权。市政府也是这样的，条条很多事情难办，包括环境卫生，还是块块办效率比较高。所以各个委办局要加强宏观管理、调节，然后监督，哪里出了毛病就去制止，我看我们应该转变这个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