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亲自给诗人之子回信 35年后仍具感染力

郭小川，中国近代著名诗人(资料图)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在河南安阳的招待所里，因抽烟不慎失火猝然去世。他在“文革”中受到江青的直接迫害，抓捕江青刚过12天，便不幸离去，不久又公布了他的遗作《秋歌》二首，表达了他对文化专制的精神抗争。一时间，舆论对诗人早逝感到莫大的惋惜。

　　当时，中组部牵头，公安部和省、地相关部门参加的工作组处理了后事。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在河南林县城关中学当教师，他感到工作组对家属态度冷淡，悼词也不尽符合自己的想法，心存不平之气。一年后，胡耀邦取代郭玉峰出任中组部部长，吹起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劲风。1978年3月，郭小林给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一是对父亲的死因表示怀疑，二是对悼词表示不满，并说还要写一封长信，详述自己的意见。短信从邮局寄出，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胡耀邦3月19日的亲笔回信，全文有1800多字，用铅笔写在10页16开的信纸上。信中说：

　　办公室草拟了一个给你的回信，连同你的来信交我签发。我看后，感到有必要亲自给你写封回信，较详细地同你谈谈。

　　为了写这封信，我把几件更重要需要处理的事暂时压下来，反复阅了组织上有关你爸爸去世后的档案材料，并且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我希望你也仔细地思考一下我回信上的意见。

　　我仔细看了中组部关于你爸爸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不是中组部一家经手的，而是同中央公安部一块并会同当地的组织部门、公安部门到现场检验和各方调查作出的。正是用了这种可靠的方法，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爸爸的死亡，是一个意外的不幸事故，而排除了其他致死的可能性。中央同志看过这个调查报告。我也相信这个调查报告。你说你有怀疑，如果你能提出比较可信的理由，特别是能提供是属于坏人谋害致死的证据或线索，或者以后得到这种证据和线索，组织上是会大力追查的。

　　我仔细地看了中组部对你爸爸的丧事安排报告和悼词全文。这个报告和悼词是经过征求你爸爸所属单位意见，并经过中央同志某些改动而最后作出的。悼词肯定了郭小川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为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写了不少歌颂党、歌颂革命的好作品；悼词还强调指明，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和打击。我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啊。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或者基本不正确，或者说，是否基本上合乎客观的历史实际。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是坏人，硬把他美化成好人，行吗？如果是好人，硬把他丑化为不好的人，行吗？即使暂时歪曲了，能长久吗？根据这个道理，你还可往下想：革命队伍中，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有时高了，有时低了，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因为他是党的、人民的好儿子。这是你们做子女的人，应该向往的所在，效佐的所在。假若你们想要组织上给你们再作个好悼词，当作一个传家宝，那对你们来说，就可能转化为包袱了。如果我误会了你的意思，说得不对，那就请你原谅，我是出于一片好心的。

　　这封信，可谓入情入理。不但以商量的口气解答了家属的疑惑，而且对诗人之子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提出了为人立世的更深的哲理。35年过去了，仍然具有感人的力量。

　　胡耀邦当时刚刚主政中组部，日理万机。但他还是要压缩睡眠时间，亲笔写出这封长信，回应诗人的儿子。

　　基层百姓来信来访，向领导人求助，不见得每一诉求都合理。即使诉求不合理，领导人也应当用道理说服，不应当用权力压服，更不应当靠暴力摆平。胡耀邦的执政风格，对国家的长治久安仍然具有启示意义。(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