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办”习惯还靠问责机制

　　群众的事办得快不快、好不好，是检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指标。记者近期在山东、湖北等地采访发现，一些地区通过职能整合、机制创新与系统内部调节，在不增人员、编制和经费的情况下，设立“马上就办办公室”。本应担负“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职责的相关部门，挂个牌子是多此一举还是名正言顺？“马上办”能否改变工作作风？如何使“马上办”成为习惯工作？

　　当高空作业车开到家门口准备维修路灯时，山东曲阜市民李绪付还不太相信这是自己拨打了“马上办”热线报修的结果。他说：“这也太快了，打电话报修后几个小时就过来了，周末还以为人家不理会呢！”

　　李绪付的经历是“马上办”工作的缩影。2011年，山东曲阜市从各单位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办公，挂牌设立了101个“马上办”。同时，该市还出台了“马上办”管理办法，设立了“马上办一线通”服务热线等配套机制，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定。

　　无独有偶。2011年，湖北襄阳市樊城区整合纠风、优化和督办等6部门力量，成立“马上办”，组建工作专班，既要求专职专岗、分工明确，也要求机动使用、随时调配。

　　在曲阜市，各部门“马上办”一年多来受理、办结典型事例1.4万余件，群众满意率超96%。湖北樊城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涉及1.7万多户居民搬迁，该工程有望在3年内实现。樊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厚文说，如果没有“马上办”的理念和大督查的保障，这样的高效率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地方推行“马上办”成效明显，离不开严格的问责机制。在山东曲阜，“马上办”的举报和回复情况，是政府部门年终考核的重要指标，低效的将被评定为不合格。襄阳市樊城区推行“马上办”以来，61名党员干部被问责。

　　作为群众对党政机关的基本要求，“马上办”要当好效能建设的“试验田”，是对其他地方的一种鞭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高小平说，“马上办”不仅要当好政府工作的督查室和调度室，还应该承担行政效能实践调研、理论建设和经验推广的责任。

　　专家认为，不管是“作风办”、“治庸办”，还是“马上办”，其实都只是外在形式。面对当前部分部门行政效能低下现象，唯有将“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思想入心入脑，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中，才能真正转变工作作风、解决群众“办事难”的问题。

　　用制度压力促使政府部门提高行政效率，对不为群众马上办事的公职人员依法问责，效果才会更明显。东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系教授刘丽霞表示，依法行政才是最好的“马上办”，如果没有法治的内在压力、舆论监督的外在压力，转变行政效能的实践是不能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