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谈政府行政改革：需引入外部评价和社会参与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提出，由于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自上而下模式”所产生的过度路径依赖，往往使改革最后的效果出现异化之虞：改革不是去除了问题，相反有可能是使问题合法化、固化。

　　王锡锌认为，多轮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的改革，正是我国改革中路径依赖导致效果异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许可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许可改革的障碍而非基础。原因就在于这部制度规范把某些现存的东西以法律的方式合法化。

　　在这一进程中，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制度改革、许可改革很多时候就是在数量上进行游戏式的调整，追求一个数字减少的表象效果；或者在中央和地方许可之间通过“下放——回收”循环进行的方式，追求一个流动性增强的表象效果。

　　这一改革进程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路径依赖。反观过往，改革的路径依赖就是国家动员、自上而下、自我革命。但这种路径会带来一种深度困境，因为改革是自己改自己，这一点在审批制度改革中表现最为直接。

　　王锡锌认为，“审批的改革”和“审批制度的改革”是不同的概念。如果研究涉及到“制度”本身，就应该包含干预权力来源的问题；许可干预的权力基础问题；政府干预与市场、社会、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的自治之间的界限问题；政府监管、他治和主体自治的关系问题。

　　未来的中国需要跳出自我改革的路径依赖，引入外部独立的评价并引入社会参与。以实现自我改革与外部参与式推动的两者结合。

　　本报讯(记者 纪欣)北京大学法学院王锡锌教授提出，由于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自上而下模式”所产生的过度路径依赖，往往使改革最后的效果出现异化之虞：改革不是去除了问题，相反有可能是使问题合法化、固化。

　　王锡锌认为，多轮行政许可和非许可审批的改革，正是我国改革中路径依赖导致效果异化的一个典型例证。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许可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许可改革的障碍而非基础。原因就在于这部制度规范把某些现存的东西以法律的方式合法化。

　　在这一进程中，细心的观察者可以发现，制度改革、许可改革很多时候就是在数量上进行游戏式的调整，追求一个数字减少的表象效果；或者在中央和地方许可之间通过“下放——回收”循环进行的方式，追求一个流动性增强的表象效果。

　　这一改革进程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特征，其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路径依赖。反观过往，改革的路径依赖就是国家动员、自上而下、自我革命。但这种路径会带来一种深度困境，因为改革是自己改自己，这一点在审批制度改革中表现最为直接。

　　王锡锌认为，“审批的改革”和“审批制度的改革”是不同的概念。如果研究涉及到“制度”本身，就应该包含干预权力来源的问题；许可干预的权力基础问题；政府干预与市场、社会、行业组织、中介组织的自治之间的界限问题；政府监管、他治和主体自治的关系问题。

　　未来的中国需要跳出自我改革的路径依赖，引入外部独立的评价并引入社会参与。以实现自我改革与外部参与式推动的两者结合。(记者 纪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