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守护中共生命线(2)

　　(五)理想信念的动摇，是脱离群众的根源。横亘在党和群众之间的障碍，比任何经典著作的描述更为复杂。

　　“打江山”、“闹革命”的老一辈，许多来自备受压迫的社会底层，还有不少则是大户人家的“叛逆”。他们对百姓的感情十分真挚，对群众的疾苦了如指掌，与平民大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周恩来到河北农村做调研，一屁股就坐在农民家的门槛上。这一坐，坐来的是农民张二廷掏心窝的话。那之后，愿听真话的周恩来信守承诺，年年都派人到伯延村，代他看望那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彭德怀回乡搞调查，晚上座谈，干部说粮食产量多高多高，他拎起手电就往稻田里跑，掐穗搓粒，要的就是个眼见为实。

　　如今，老一代的风范已成记忆。不少在相对优越的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干部，对党与群众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缺乏切身感受，一些人片面强调“精英治国”、“专家治国”，忘记了群众这个根本。更有众多“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对基层情况不甚了了。一些领导干部，或者把百姓视为管理学上的对象，对群众感情不深、关切不够；或者缺少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想下基层去”的畏惧与“想下基层下不去”的尴尬并存；更有甚者，将“密切联系群众”变成了密切联系钱权，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群众利益之上，把“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干群之间的距离被愈拉愈远。

　　“脱离群众”，有主观努力的不足，也有环境变化带来的实际困难。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竞争、流动、分化的趋势。打破单位、地域、城乡、所有制的界限，“流动中国”扩大了人们的交往，增添了社会活力，也让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更加广泛。

　　同样是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农村孩子希望进城分享名师名校优质教育，城里家长担心稀释教育资源加剧升学竞争。同样是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有人认为便利了生活，有人认为搅扰了秩序，有人觉得有碍市容应该惩处，有人觉得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同样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骑车者为自行车争路权，开车者为车位鼓与呼，家境宽裕者反对限行摇号，低收入者认为征收拥堵费是以钱划线歧视穷人……

　　这些态度截然不同、意见南辕北辙的人，都是群众的一分子，都是党和政府的服务对象。面对如此多样、多元、多变的利益格局，群众工作的困难与日俱增，挑战前所未有。近年来，规模可观的上访人群，时有耳闻的群体事件，一方面说明，群众对自身权利的焦虑和利益敏感不断上升，我们党统筹协调群众工作的难度在加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党员干部在群众工作中“失语”，在群众方法上“失效”，在群众路线中“失位”，联系群众的能力在下降。二者相互叠加，使得党群干群关系面临空前严峻的时代考验。

　　(六)我们常说，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个发展，是广义的发展，其中也包括群众工作的创新、执政能力的提升。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员数量上依然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截至2012年底，党员总数突破8500万，年增幅超过3%。按照这一增长速度，中共党员数量几年后就将突破1亿，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

　　与过去相比，我们的党员队伍力量大大提升了，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大大提高了，我们掌握的各方面资源大大增加了，我们可以运用的科技手段大大丰富了。但全党同志务必谨记，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不代表人民利益，不秉持群众观点，再雄厚的实力、再庞大的队伍，也只能是无基之台、无本之木、无源之流。全党同志务必谨记，在执政64年之后，我们所拥有的更多财富、更多资源、更多渠道，只能说明我们在把握群众所思上，在解决群众所忧上，在满足群众所盼上，应有更大决心、更多智慧、更多方法。

　　史可为鉴。1990年，苏联《西伯利亚报》曾以“苏共代表谁”为题，在部分群众中进行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等的却占85%。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并不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不管它的历史多么辉煌，其最终垮台也势在必然。

　　有外国观察家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概念中，“群众路线”是最复杂和最带普遍性的概念，“包含着中共全部的秘密”，是“最为重要的软实力”。确实，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紧密联系群众。群众路线是我们这个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巩固执政地位、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如何呵护好这一党的生命线，保证党的干部不愿、不能、不敢脱离人民群众，以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需要继续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这张我们党交出的时代答卷上，这一代共产党人都应严肃自问：我们该有怎样的书写？

　　(七)“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开展至今，已经催生一些变化、取得明显成效。

　　但从活动开展以来所反映出的问题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依然认为“四风”问题与己无关，对待群众正如邓小平当年批评过的，“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因而学习教育流于形式、浅尝辄止，把学习当成额外的负担；听取意见怕丢面子怕损权威，缺少闻过则喜、闻过即改的胸怀和魄力；查摆问题“怕”字当头，“批评上级怕打击报复，批评同级怕引火烧身，批评下级怕丢选票，批评自己怕自毁形象”；整改落实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唯恐限权控权的措施一旦制度化，会让自己受制约不自在。

　　这些表现再次提醒我们，群众路线所体现的党群关系需要进一步具体化、明晰化、规范化。正因此，中央强调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定要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活动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党内存在的“四风”问题，解决党群关系存在的问题，而且“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

　　实际上，改进作风、清扫“四风”，不仅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度上的探索”。“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作风建设的小切口，打开的是一个大的工作面。

　　一方面，作风问题切实关系人心向背，从突出问题改起，从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改起，才能积累起更多政治信任；另一方面，无论是重拾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还是提出“开门办活动”、“开好民主生活会”，都是我们党的民主建设的原则体现。正如政治学者的观察，群众路线是“一种逆向公众参与模式”，强调的是决策者必须主动深入人民大众，传递的是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决心。

　　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也是各个领域改革的推动力。在经济领域，作风建设挤压公款消费的泡沫，倡导健康文明的消费行为，形成可持续、有效率的消费规则，为发展凝聚起更强大的正能量。在政治领域，改作风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通过权力的规范运行、机制的调整优化、制度的创新完善，堵住政治运行中的漏洞。在文化、社会领域，改作风无疑能在全社会倡导一种质朴、清新的社会风尚，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改进作风为目标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确可谓“蝴蝶的翅膀”，掀动起一场影响深远的深刻变革。而这场变革的中心，关涉一对至关重要的关系——权利与权力。

　　还记得抗战胜利前后，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这不屑的质疑，如同一面镜子，警醒着走向全国执政的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镌刻在新华门的影壁上，更镌刻在数千万党员的心里，西柏坡“两个务必”的告诫如大吕黄钟，余音不绝。

　　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时刻不忘人民嘱托，始终坚持从严治党，努力践行90多年前的那个“最初的诺言”。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抓作风建设一丝都不能放松、一刻都不能停顿”……不断深入的教育实践活动，凝聚着执政为民的政治信念，熔铸了人民民主的政治伦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

　　(八)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一位诗人写下这样的感触：

　　“不要忘山乡水村的那些母亲，不要忘一同睡过破炕席的兄弟，也不要忘缝缝补补的姐妹情谊，他们的烦恼和困难要多多深思。这是我们的本色也是我们的来历，把它像石碑一样刻在心里！”

　　过去的90多年里，我们党在拥有50多名党员时，能将无数人吸引到共同的旗帜之下；在拥有120万名党员时，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拥有近450万党员时，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拥有3500万党员的时候，以改革开放催动追赶世界的脚步；在拥有8000万党员的时候，领导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8500多万党员，正带领13亿人民，向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浩荡前行。

　　新中国50周年大庆时，天安门城楼上，一位老一辈革命家看着连绵不绝的国庆游行队伍，曾意味深长地说道：“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这样的承诺——

　　“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任仲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