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双轨制不破 社保改革难推进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现行的统账结合的社保制度导致公平与效率两方面出现诸多问题，应引入名义账户制对现行制度进行重构。

　　《经济参考报》：社会保障直接关系着亿万百姓的切身利益，任何一个有关社保的新闻话题都会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的社保制度是在“带病工作”。首先请您给我们现行的社保制度下一个“诊断书”。

　　郑秉文：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从国企改革中诞生的，十几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项制度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可能非常尖锐。把这些问题简单梳理一下，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公平问题，一类是效率问题。

　　在公平方面存在着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类问题。

　　横向公平问题有好几个表现，一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不公平。理论上讲，我国已基本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事实上，农民工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未能完全覆盖，长期裸露在制度之外。二是地区“割据”情况严重，导致各地的待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三是部门之间的不公平，主要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也就是常说的“双轨制”。

　　纵向公平是指退休金制度缺乏正常的待遇水平调节机制。近9年来，养老金在全国范围内每年上调10%，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本来，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上调时外生的行政干预，出现了严重的公平性问题。比如，领3000元养老金和领1000元养老金同样上调10%，其绝对额差距会越拉越大，甚至出现倒挂现象，有的地区养老金水平高于工资。

　　《经济参考报》：正是因为在社保制度的公平性建设上还存在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公平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双轨制”，所以老百姓才会否定延迟退休吧？

　　郑秉文：可以这样说吧。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双轨制”的不满，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去年的测算隐性债务、投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之所以很难进行下去都与此有关，可以说“双轨制”不打破社保改革很难向前推进。

　　《经济参考报》：这是公平问题，那么效率方面的问题呢？

　　郑秉文：在效率方面，存在两个宏观问题和两个微观问题。

　　一个宏观问题是投资体制低下，养老金贬值风险加大。当前，2.3万亿元的养老金，全部存在银行，收益率跑输同期CPI，导致养老金严重缩水。过去十几年，如果用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投资收益率作为衡量基准，这种缩水是惊人的。另一个宏观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运用低效导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不足。一方面，全国一半地区收不抵支，需要财政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少数几个沿海省份每年基金盈余较多，这部分积累资金又只能享受较低的利率，造成宏观资金运用效率低下。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正在加快转型升级，这其实对金融转型形成一种倒逼机制，逼迫现有金融尽快转型，做出适应性改革。

　　张承惠：是的。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加大了金融体系转型的紧迫性，要求未来的金融体系能够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去帮助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为此中国金融体系需要实现一系列的转变，将重点为工业企业、大客户提供服务的偏好转向合理产业分布、均衡大中小客户。更有效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促使产业自主创新。通过多元化的海外资产配置提高外汇储备二次创造财富的能力。

　　《经济参考报》：要实现您刚刚谈到的这些目标，中国金融转型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承惠：根据以上要求，中国金融转型应当抓住三个重点：第一，着力解决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和市场优胜劣汰机制扭曲的问题，提高金融运作的市场化程度，使金融机构真正成为自主运营、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建设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使金融资源能够顺畅地流向经济的不同层次，特别是要改善末梢循环。第三，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更多地依靠资本市场来聚集和配置金融资源。

　　《经济参考报》：实现金融转型升级，工程浩大，不可擅动又必须马上行动，您认为要顺利实现转型，有哪些基础工作非做不可？

　　张承惠：我觉得实现金融转型，首先要处理好这么几对关系。

　　第一是要处理好市场发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风险与稳定的关系方面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形成了“以防为主，安全第一”的金融发展思维，对发展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容忍度较低。这阻碍了金融创新。所以，推动金融转型，必须转变“安全压倒一切”的思维。正如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不感冒一样，一个没有经历过危机的金融体系，不可能具有高效率和抗病力。当今的金融强国无一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

　　第二是妥善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以来，政府对金融行业和市场准入采取了严格管制的方针。在现行体制下，国家事实上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各种显性保护和隐性担保。同时，又通过行政手段驾驭金融机构，管了很多不该管、或不该用行政审批方式管的事情。比如股票上市审批。

　　第三，提升金融机构的素质，推动经营方式转型和业务结构的升级。与发达国家相比，中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仍存在较大缺陷，国有资本比重过高。国有金融机构的行政化问题突出，一些本应市场化的机构如证券交易所仍然不能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缺乏有竞争力的经营模式，风险管理能力相对不足，资本使用效率偏低等也是普遍现象。

　　第四，解决地方政府金融监管能力不足问题，强化对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监管。随着大量中小金融机构和场外交易的增加，金融风险和监管难度都将增加。特别是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人才、经验都不足、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欠缺，消费者保护机制薄弱的情况下，一些小贷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违规经营活动，已经产生了一定风险。

　　总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这是中国金融体系转型的最基本目标。但由于存在很多障碍，金融转型之路仍然任重道远。能否妥善应对这些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金融转型的成败和金融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