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市场化改革需要高效率的制度供给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的出炉，中国整体改革的宏观全景图已经展开，三中全会不仅影响中国未来10年，也必将全面地影响世界。

　　三中全会公报亮点很多，但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三大亮点：一是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悄然进入新的“拐点阶段”，主要体现在：首先，从经济增长速度上看，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率7%~8%的中速增长时期。

　　其次，中国面临的宏观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变化，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未来5年由低成本衍生出来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可能将逐步消失，劳动力要素和资源要素价格相对调整，中国经济依靠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式增长已不可持续。

　　再者，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

　　最后，从风险的角度看，近两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滑落，风险也开始“水落石出”。

　　可以说，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结构性问题，更有体制性问题，生产力的发展呼唤新突破。从政府与市场资源配置角度看，近些年来，各级政府通过不断地扩权，压制市场成长的空间。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一方面，政府过度干预，不仅表现在货币发行扩张需求，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负债水平的升高。IMF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

　　而另一方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也导致了宏观投资效率的下降。比如，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造成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及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新一轮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率的制度供给，放松管制，激发市场活力，提升宏观经济效率，最终解放生产力。

　　三中全会的核心任务是“跳出周期看结构，跳出短期看长期”，要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上做文章，无论是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还是国企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都是从“权力重新分配、资源重新配置”的角度出发，释放增长活力。三中全会值得期待的是将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主线，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体系，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但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角色也发生着巨大转变，政府必须承担更大的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责任，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全国性、跨区域性事务方面的战略规划、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宏观管理等方面的职责，政府、市场、社会更良性互动所创造的生产力空间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红利的根本所在。 (张茉楠)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