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城管副局长被调入拆迁组 女儿系被拆迁户(3)

　　“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出现就越频繁”

　　陈龙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在多篇评论文章中，写作者在提到他的遭遇时都会联想到“嘉禾事件”。而陈龙是最近才对“嘉禾”这个地名熟悉起来的。

　　2003年7月，湖南嘉禾县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动迁7000余人，县委、县政府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工作，否则将停职并停发工资。

　　律师王才亮当时曾随央视记者前往现场，他清楚地记得，到嘉禾时是个大清早，县城广场的正中间拉了个红布大横幅，上面贴着“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

　　在王才亮看来，“嘉禾事件”固然是“株连式拆迁”的标志事件，但事实上自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修改后，“株连式拆迁”便屡见不鲜。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出台，条例中有安置规定，拆迁不仅要给钱，还要管安置，而且不允许开发商参与拆迁。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地方政府还是靠工商业税收养活。”王才亮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说，“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土地财政开始形成，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条例》修改，取消了安置规定，允许开发商参与拆迁，这就意味着，经营城市成了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王才亮将“株连式拆迁”的手段比作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所有人都知道是错的，也不敢直接讲，因为操作方便，还不用承担什么责任。”

　　事实上，在“嘉禾事件”后，全国各地又先后爆出过多起“株连式拆迁”事件。在山东聊城，40余名公职人员因亲属未签拆迁协议被通知要“开除”；四川会理县，也曾有公职人员因不配合政府拆迁做好家属工作被调离工作岗位、停职和扣奖金。

　　据王才亮观察，2011年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规定，不能用停水停电的行为非法征迁，“反倒助长了‘株连式拆迁’与‘黑社会拆迁’这一文一武”。

　　正因如此，陈龙的境遇并不让王才亮感到吃惊。他说，自己手上的拆迁案子有一半都涉及“株连式拆迁”。而越是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县城，“株连式拆迁”的出现就越频繁，“在那种小县城，相当一部分被拆迁户都有‘吃皇粮’的亲戚，所以株连式拆迁的比例高、范围广”。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太湖县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曾承认，“以前也有家属带头做工作的情况，这次的矛盾更特殊一点”。

　　“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陈龙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个公务员朋友，也做到了副科级，但在一次征地拆迁中因为做家属工作做得不到位，一度被停职，后来，他以辞职的方式与体制决裂，“一个干部在42岁写辞职报告，又不是身体原因，那只能是心被伤狠了”。

　　在王才亮看来，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敢于选择站出来公开对抗的“被株连者”也并不多见。在他接受委托的株连式拆迁案件中，绝大部分人都“投降了”，“因为没有条件抵抗”。印象最深的一回，是一个副县长找到他，“一开始还想抵制，后来县委书记说，‘你得起到带头作用’，他就紧张了，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