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将探索试点新提拔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

　　十大关键词解读广州改革热点

　　争取开展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实行“非禁即入”，建立大数据局统筹推进政府部门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应用……《中共广州市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昨日通过审议，其中一系列改革新提法让人眼前一亮。

　　关键词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行政审批事项 到2018年精简逾半

　　《意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量大面广、基层政府管理更为便利有效的审批事项一律下放。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到2018年精简50%以上。统一公共服务办理事项和时限，规范办理条件和流程。凡属事务性、技术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解读：对于广州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管理制度”，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永平在解读时指出，“这同‘负面清单’的道理一样”，未纳入目录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不得实施。

　　朱永平指出，当前我国行政办事服务“一条龙”并未达到最大效果，仍需要砍掉一些前置审批环节，实施“宽松审批、严格监管”的做法，“去掉盖章的环节”，让企业放心做生意，让社会去做好监督。“市政府要成立减少行政审批的办公室，清理相关审批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列玉建议，政府应该推动建立“信用”机制等相关社会平台来管企业，加强信用建设。

　　朱列玉还认为，向社会事务性、技术性管理服务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腐败，但是当前政府购买服务的比例还不够高，在审计、法律服务等方面，可通过竞争来调动积极性。

　　朱永平也表示，此举将有利于“行政瘦身”，他认为，政府在公共管理、社区管理等方面都可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

　　关键词

　　机构改革

　　区划调整、大部制提上议事日程

　　《意见》：探索建立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适时推进党委部门、群团组织职责优化和机构改革工作，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建立公共政策跨部门综合协调机制。积极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优化街镇社区设置。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推动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

　　解读：“目前还存在政府职能不明确、不具体的现象。”朱列玉在解读“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时表示，权责清单应该和行政处分相挂钩，“比如，食品安全出了什么问题，就应该处理什么人，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

　　对于“探索建立公共政策跨部门综合协调机制”，朱列玉指出，这是因为之前部门多，各个部门有自己的利益，跨部门办事协调难。

　　事实上，机构繁杂、部门间协调难是影响政府服务效率的一大因素，各个部门相互扯皮、决策时间因此变长。当前正在实施的大部门制，探索建立高效的部门协调机制，对于破解部门协调难可以说是有的放矢。对此，朱永平建议，应当减少不必要的部门，实现数字化办公，提高办公效率。

　　对于“积极推进行政区划调整，优化街镇社区设置”的提法，朱永平认为，这意味着广州将进行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朱永平建议，优化社区设置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引进社工、志愿者管理。

　　关键词

　　大数据

　　将建大数据局 消除信息孤岛

　　《意见》：建立大数据局，统筹推进政府部门的信息采集、整理、共享和应用，消除信息孤岛。建立公共数据开放机制，除法律法规明确不宜公布的公共信息，一律及时向社会公开。

　　解读：长期致力于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研究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刘诚副教授认为，建立大数据局是广州市政府对信息公开条例的一个技术上的推进。现今技术问题不难解决。而借助这样的技术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落实信息公开，另一方面也是便民的举措。

　　刘诚认为，通过网络平台、数字技术实现信息管理和公开，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趋势，建立大数据局的关键在于工作能不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部门的公共服务，“现在只要有钱，技术实现不是问题。”。

　　刘诚建议，大数据局建立以后，应该就如何借助高科技进行信息查询，向广大市民进行普及，未来如果将社区管理、户籍管理、社保服务、计划生育这些最贴合民生的内容串联起来。让市民养成查询政府信息的习惯，“像上淘宝一样。

　　刘诚表示，大数据局的成败关键还是在于政府愿不愿意将信息公开。“比如现在的制度规范性文件，还有一些其他内部文件，它们的制定过程，甚至是文件本身，政府都没有公开。是政府现阶段的一个盲点。”

　　关键词

　　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意见》：广州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制定负面清单，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

　　争取开展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解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已明确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纳入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广州探索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将有利于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为外资企业创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在增强外商投资吸引力方面再造新的优势。

　　记者了解到，过去广州是根据我国对外资管理要求，采用的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模式，列出了鼓励、限制、禁止外商进入的行业，所有的外商投资和商业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产业政策导向性强，缺点是审批环节多，政策稳定性不足，容易导致“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行政成本和营商成本都较高。

　　而负面清单是给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一个清单，明确告诉对方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只要未列入名单的就是“非禁即入”。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推动最大限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纠正“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监管”的倾向，赋予各类投资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有利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为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立更为开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民间资本进入公共设施领域

　　《意见》：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实行“非禁即入”，制定和落实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医疗、教育、社区建设等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主导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建立重大项目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长效机制。支持非公有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以及组建股权投资基金等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合资经营。

　　解读：广州市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近40%，在大量投资领域中民营资本、民间投资规模都占据较大比例。近年来，广州对推动民营经济发展不遗余力，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鼓励政策，对民营企业进入公共设施、服务领域采取的政策是“非禁即入”。

　　为了让民企更多地参与公众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去年，广州通过积极组织鼓励、引导一批民企、民资参加省、市组织的面向民企的招投标活动，收到初步效果，目前有大概7家已确定了招标人和中标人身份。

　　记者了解到，在引导民营企业进入政府导向的公共服务领域方面，广州接下来会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设定详细实施细则，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也建立一种制度约束。鼓励民企积极参与公共设施建设，也会有规范的标准约束“进入公共设施建设领域”的企业进行规范、高效率运行。推动民企在很多领域能够成为行业龙头。

　　关键词

　　自贸区

　　申请设立自贸区 促进南沙政策落地

　　《意见》：在省统筹下申请设立自由贸易园区，在推进投资贸易自由便利、政府职能转变、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进行突破创新。促进南沙新区各项政策尽快落地。在南沙新区、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域推行分类通关改革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

　　解读：省长朱小丹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申报设立自贸区。而昨日，自由贸易园区写入了广州市委全会报告。“广州申请设立自贸区，有利于广州市保持开放的领先地位优势。”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科院高级研究员彭澎说，广州开放较早，此次第二轮全面改革也要通过开放来促进机制改革，加大开放力度，促使广州市保持改革的领先地位。他指出，广东设立自贸区的特色在于是“一国两制”的自贸区，因此要进一步借助港澳的力量，促进珠三角区位格局新态势的形成。

　　彭澎说，南沙新区的政策已经很多，关键在于落实，南沙要发力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推进通关、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保持与前海、横琴等的差异化，如何在定位有重叠的情况下形成属于自己的优势。

　　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表示，“对于南沙发展，一是城市功能必须实现复合、综合，有生产生活，有消费投资，有财富的集聚；二是要有产业的丰富度，产业链条要与周边形成分工互补，并占据上游，这主要靠市场的力量；三是城市软环境必须提升，宽容度、自由度尤为关键。”

　　关键词

　　基层治理

　　外来工可当村委会特别委员

　　《意见》：探索建立镇(街)和职能部门与村(居)之间的双向考核制度，鼓励推动居委会和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探索建立村(居)委会特别委员制度，拓展异地务工人员参与基层自治渠道。

　　解读：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戴黍认为此举有其进步意义。“其一，镇街、职能部门将大量公共管理事权下放到村(居)委会，并对其工作绩效进行考核，但权责并不对等，往往是责任远远大于权利；其二，村(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水平、质量有着最为切身的感受；其三，常规化、制度化的评价考核，将会对政府部门起到一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戴黍表示，鼓励推动居委会和业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有利于基层自治组织主体增进了解、加强沟通、达成共识。“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尤其需要沟通与理性作支撑。居委会与业委会所代表的利益群体不一样，选拔机制也不一样，居委会的‘官方味’浓一些，业委会的‘民间味’浓一些，二者在实际运作中常常处于对抗、不合作状态，必须得到改变。”

　　对于拓展异地务工人员参与基层自治渠道等提法，戴黍认为，异地务工人员确实需要建立意见表达机制。“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城市要接纳、容忍外来人员，更要考虑到如何吸引外来人员来到城市，让城市充满活力。一个城市不可能永远让本土精英掌握话语权。”

　　关键词

　　反腐

　　试点新提拔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

　　《意见》：探索建立城市廉洁指数。积极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探索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机制，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

　　解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律咨询专家、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王晓华说，从总体上看，广州2013年反腐工作无论涉及人数、层次都前所未有，力度可谓史上最强。一方面说明各级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力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王晓华称，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应该更重视体制内主管部门与全社会的互动。应通过完善人大、政协、传媒、信访等渠道，使老百姓可以更好地进行监督，使体制内和社会在反腐问题上形成合力。

　　王晓华高度评价广州市委全会提到的探索建立城市廉洁指数等内容。“广州探索建立城市廉洁指数，用廉洁指数来说话，就从制度上建立起了监督工作的长效机制，实现了监督工作的科学化，增强了评价的社会性和广泛性，也使群众有了更多的监督权和话语权。”

　　王晓华认为，广州开展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建立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工作机制，这进一步扩大了对公职人员整体廉洁状况的监督面，督促干部向组织说真话、报实情，这是监督官员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预防腐败的一条重要防线。同时，对官员开展抽查核实工作，抽查核实是手段，震慑警醒是关键，取得实效是目的，等于在构建干部报告个人事项“防火墙”上又亮出了一件利器。

　　关键词

　　区域金融中心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

　　《意见》：培育金融龙头企业，支持金融类企业组建金融投资集团。鼓励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民营银行，推动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航运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完善社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

　　解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指出，这次广州从更宏观、顶层设计的角度来提出了金融改革的重点需要突破的领域。“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推进的确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报告提到要完善社区金融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点，都是比较新的提法，也是广州市有机会在金融改革领域有所突破的关键环节。”

　　林江表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就是要盘活金融的存量，把死钱变成活钱，而其中就是要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机构的创新把金融风险和金融收益进行配对，把风险有效地分散出去，并提高金融产品的收益率，这里涉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对接，也涉及保险、期货、信贷、信托、票据等多种金融工具的有机融合，涉及金融如何为实体经济服务，涉及金融如何为科技创新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涉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接，涉及粤港金融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和金融的创新等问题。“广州要落实这些提法还是有不少挑战的，包括金融人才和科技创新人才的互动在广州还是做得不足；当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时政府有何解决之策；当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时广州又有何对策等问题。广州应该视野更开阔一些，相关的金融改革属于系统工程，必须要用顶层设计的思维来统筹广州的金融改革。”

　　关键词

　　土地改革

　　农地入市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

　　《意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深化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征地程序，健全征地指导价制度，创新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解读：专家告诉记者，农村集体土地禁止流转，使集体土地与市场绝缘，不能把资源转化为资本和资产，不能吸引高端优质项目，造成农村低效用地非常多。广州500平方公里的低效用地中，有约70%(356.7平方公里)属于集体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多用于小工厂、小仓库，低效、低端、散乱、污染。“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提高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能力，是解决农村土地利用粗放、低效的最根本的手段。”

　　广东省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韩世同表示，在目前体制下，集体土地的价格和国有土地的价格有天壤之别。集体土地的价格由地方政府依职权规定，国有土地的价格则采取“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决定，公开竞争，价高者得。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的出让权和调节权，导致地价畸高，楼面地价甚至高出建筑成本的三倍、四倍、五倍，甚至更多。在此种差别化体制下，集体土地执行政府定价政策，国有土地则实行市场竞争价格。

　　韩世同指出，如果不改变土地财政，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几乎相当于革自己的命，会对政府的卖地收入产生影响，因此还需要财税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土地管理的改革。（记者 黄少宏 陶达嫔 晏磊 黄伟 郑佳欣 成希 实习生 李凌云 颜榆颖 聂伊禾牟 冯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