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总理遗言”案亲历者：蛐蛐儿带走未破真相

　　追忆往事，袁敏曾于2009年推出《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2011年，该书由凤凰联动再版，书名改成《中国，漫长的一年——1976与“总理遗言”案始末》。

　　袁敏表示,自己所写的尽管是个人的历史，却未尝不可以深化历史，弥补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遗憾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1976

　　傅小平：最初知道你写这本书，并引发我强烈的兴趣，主要在于书名中的“重返”一词。重返就意味着重新返回“现场”：一是人的现场，你写这本书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尚且“健在”，且介入到了你的写作过程当中；二是物的现场，醉白楼、留椿屋等见证了“总理遗言”案的旧迹都在，且都留下了当事人与你一起重返的身影。更令人感慨的是，所谓的现场并非通常说的“物是人非”，而是物非人也非。

　　所以，你和当事人可谓共同进行了一次历史与现实交错的重返之旅，在时间的对照中彰显触目的“现场感”，让你的讲述始终充满了张力。

　　袁敏：这些年，“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也就是书里的蛐蛐儿，数次病危抢救，他的状况一直很不好。最初的起因是摔跤了，造成植入在身体中的不锈钢股骨折断，引起感染，炎症后来又转移到肺部，虽然一次次被抢救回来了，但我们去看他时，发现他的植入股骨的腿肉都发黑了，也就是说肌肉几乎都坏死了。这样的状况真的让人心酸。

　　在我和当事人一起重返1976的过程中，我最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和蛐蛐儿一起重返。我一直期待蛐蛐儿有一天能重新站起来，我们能一起再次重返1976，他能开口说出当年的事实真相。没想到他竟然这样不辞而别，匆匆离去，带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未解的心结，也带走了至今未破的真相。

　　傅小平：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在想，假如蛐蛐儿和你们一起重返，会是怎样一种情景？对你的写作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出版的文字看，除第一章《我所经历的1976》中对“总理遗言”案有总体的勾勒外，正面叙述这一事件时，你最先写到的是处于事件最外围的大耳朵，然后才过渡到写主要的当事人蛐蛐儿，并按照这一顺序一步步进入事件的核心。何以如此？

　　袁敏：曾经不断地有人想深入了解探究“总理遗言”案，包括多年前写出“遗言制造者”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他们都想采访涉案人员，但除了蛐蛐儿以外，所有当事人都拒绝采访。

　　我的哥哥作为“总理遗言”案核心案犯更是说了这样的话：“20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很长时间里，这就像是一个集体的约定，当事人面对种种打探全部报以沉默。这不是一件猎奇的事情，而是一段重要历史，当事人担心走样。我理解他们这种心情。等我要写这部书稿，并约主要当事人吃饭，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时，涉案者中已经有年长者接连离世。我说，这样的采访带有抢救历史的意味，我们对被遮蔽的历史是负有还原真相的责任的。

　　我的话打动了他们，而且因为我也是当事人，我在三十年以后再做这件事情，无论是时间的沉淀，还是我和他们共同涉案的身份，都让他们觉得是适合的。其时，几乎主要的涉案当事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约他们很不容易。比较而言，大耳朵时间相对富裕，他很愿意说。还有，大耳朵在粉碎四人帮前夜割腕自杀也确实惊心动魄，从写他开始重返1976，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傅小平：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你在《收获》“亲历历史”栏目发表的系列文章的结集。也因为此，几个章节里开头你都提到了写作的过程，及前后发生的故事，使得通篇有很强的代入感。

　　在读者的感觉里，或许他们并非只是听你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他们的印象和判断也参与和改变了你叙述的过程。

　　袁敏：这是一段遥远的历史，三十年后重述这段历史有什么现实意义？如今大多的年轻人沉溺于物欲、拜金、娱乐、八卦，对理想、抱负、青春、前途，完全有了我们当年不同的解读。但我还是觉得，无论这个社会走到什么时代，有一种精神是亘古不变的，有一种追求是永恒的。我想你应该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你说的很对，我是在讲述一段尘封的历史，但我也试图架构一座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过来人可以回顾和反省，年轻人可以了解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情怀。当下的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印象和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参与和改变了我叙述的角度，这种角度的选择我以为不仅仅是文本的，更是内涵的。

　　我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写历史

　　傅小平：你在《追寻真相》一章中，由蛐蛐儿习惯于编造故事的秉性引发的感慨意味深长。你说：“历史上常常有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渐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事实上，很多真相就在人们故事的讲述中渐行渐远，但没有这样的讲述，让你籍以探索和发现真相的线索都可能隐匿不见了。

　　对于一个纪实文学的写作者来说，怎样克制讲故事的冲动，而使得真相按其本来的面目自然呈现，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袁 敏：这是我写这本书最艰难的考验，也是我付出最辛苦努力的地方。虽然我不能说自己已经做的很好，但起码我主观上是有意识地克制讲故事的冲动，尽可能地按历史真相的本来面目去呈现。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追寻真相》这一章节的结尾处我有三段补记，应该说，这三段补记是我上述话的佐证。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再找来看一看。对一个纪实文学作家来说，要真正做到“真实”，真的不容易。

　　傅小平：写个人的历史，多半会碰到一个疑惑：我写下的这段历史，对于更广泛的人群来说有何价值？你是否有过这样的考量？又是怎么想的？

　　袁敏：虽然我写的历史是渺小的个人的历史，和史学家们宏大叙事的历史相比，我写的一切可能微不足道，但我相信，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个体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看到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也许正因为我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在写历史，而不是讲故事，所以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呈现客观叙述，你前面说的“节制和理性” 可能就是这种客观叙述使然，我不希望有太多文学色彩的东西，那可能会使人产生歧义。曾经有人称我在《收获》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我所经历的1976》为“压缩饼干”，觉得太浓缩了，一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或者不便写出来；还有人问我，文章发表时是不是做了删节，为什么总是读到关键时刻就戛然而止，像有很多未尽之言？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打住”，假如其他读者也像你一样，在打住的地方停下阅读的脚步思索一下，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傅小平：很多珍贵的个人记忆，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消失了，就像“总理遗言”案如果没有你的记录，也终将消失一样。所以特别能理解你的这种紧迫感，但你的叙述是自在从容的，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当事人之一，在走近这段历史的同时，你能跳出来做客观而理性的打量。

　　袁敏：这种“恐慌”还真不是说说的，你看，没有任何征兆，我们所有的人也都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蛐蛐儿却突然间说走就走了。我真的很后悔这次春节前因为在上海北京都有工作，回北京工作完事后就留在家中过年了。所以这次春节前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看望蛐蛐儿，他就这样没有留下一句话，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其他当事人约好了在春节前去看他，到他家中无人，说住到城东医院了，大家都不知道城东医院在哪里，其中有几个人正好又有别的事，就说，那就等节后打听好医院地址再去看他吧。不曾想，这一错过，阴阳两隔！生命真的很脆弱，你说怎么能不恐慌呢？又有出版社想再版此书，我也积攒了一些问题想再采访蛐蛐儿，可是现在没有可能了。

　　没必要让个人

　　来承担历史的创痛

　　傅小平：《重返1976》围绕“总理遗言”案展开，你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地往故事深层掘进，使整个书写的过程充盈着一种解谜式的动力，让人有读侦探故事的感觉。

　　袁敏：你说的有读侦探故事的感觉，那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充满了深邃的谜团，尘封的往事又过于重大，我不知道如何向读者诠释这三十年来的等待和沉默，我只是突然拽住了谜团的线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王旭烽一起去看望蛐蛐儿，想起他当年意气风发英俊潇洒的模样，再看他如今木纳迟钝失忆忘却的衰老，我一下子觉得，不能再等了，我有责任顺着这线头寻找谜团背后的真相。现在，随着蛐蛐儿的突然离世，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底真相也许真的要石沉大海了，我真的很遗憾。

　　傅小平：或许因为有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做参照，你的写作始终紧贴着他们在漫长岁月中的命运变迁往前推移，加之你对人性的洞悉和观察，书中人物的性格，总体上看刻画得挺成功。尤其是伪造“总理遗言”的蛐蛐儿,即李君旭这个人物。我读完书后，第一个反应是，如果现在依然是个身心健康的人，对这本书的写作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你在书中强调自己写作每一章，都和当事人做过核实，蛐蛐儿看过你写的这些文章吗？

　　袁 敏：你好像有些潜台词哦？我想反问一下，你读了这本书以后是如何评价蛐蛐儿的呢？我想你不会因为我写了蛐蛐儿身上存在的某些人性中的弱点，就对他整个人的定位产生质的变化吧？我过去就一直认为，到现在也仍然认为蛐蛐儿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是一个真正的青年才俊。我们今天再回过头去看当年那份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在客观上起到了像一把投向“四人帮”的匕首作用的“总理遗言”，你能不佩服这位遗言制造者的智慧和勇气么？当然，我不想说也不认为蛐蛐儿就是反“四人帮”的英雄，这样的提法和结论显现出历史的某种荒谬。

　　傅小平：你在书里写到，蛐蛐儿炮制“总理遗言”案的当儿，正经历感情的严重受挫。换言之，如果没有他在感情上的这一波折，或许就没有了改变很多人命运走向的“总理遗言”案。这让我想到，相比一些大人物在历史风浪中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际，小人物与大历史的碰撞，因其不可捉摸的偶然性，有时更让人难以释怀。

　　袁敏：在宏大的历史洪流中，个体的小人物的命运对后人来说或许更真实、更可感，更有血肉，因而也更让人难以释怀。

　　傅小平：蛐蛐儿无疑是个特别复杂的人物。从事件本身看，他可以说是一个反“四人帮”的勇士，但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担当的懦夫。你的讲述提到了各当事人对他行为的谅解，包括一些知情人对他的同情和关照，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和感动。但我以为从写作角度看，放弃对他的“求全责备”，把责任推卸给时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此事件的深入剖析，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袁敏：我做了多年的编辑，我对用词非常在意。我注意到你的话语中用了“求全责备”这样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在字典上的解释是：对人对事苛求其完美无缺。这应该不是个褒义词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想我们对人对事还是应该宽容大度，不应该苛求其完美吧?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你的话，因为你选择了“求全责备”这样一个词，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你本身对蛐蛐儿当年的行为也充满了同情和谅解？我想，我们并没有把责任推给时代，但我们也没必要让个人来承担历史遗留的创痛，大家还是向前看吧！

　　纪实的文字

　　更真切，更具冲击力

　　傅小平：我了解到你之前就写过1976年的故事，那时你写的恰恰是小说。

　　袁敏：那时，我还没有自信直面这一历史事件，然而发生在我生活中的种种已经在脑海里盘旋不去。也是《收获》，也是李小林，让我提笔写总理遗言案中发生的故事，小林说，你都不用编造什么，你只要将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原原本本写下来就是小说。于是我将1976年发生的故事写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

　　将近三十年后，还是《收获》，还是李小林，让我用纪实的文字为当年的“总理遗言”案留下记录。说心里话，与当年的小说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写下的《重返1976》的纪实文字，写小说《天上飘来一朵云》时我好像飘在空中，有一种凄美的心绪在心中流动，而写《重返1976》时感觉自己是踩在地上，很踏实，很有底气。我觉得这些纪实的文字更真切，更具冲击力，有更多思考。但同时我也承认，纪实作品有它的局限和束缚，当事人记忆产生的偏差，所处角度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是构成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却也是写作中最为艰难的地方。

　　傅小平：从题材上看，本书讲述的往事的确是小说的好素材，书里充满了种种玄机。比如，你书中提到的蛐蛐儿和你哥哥瓜子之间的很多奇妙的重合，还有瓜子大病初愈，救他性命的沈医生却跳楼身亡。发生在生活中的这些玄机，总让人发出命运无常的慨叹。

　　袁敏：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走近了老马识途的年轮，大概可以对命运说点见解了。我从来都以为这个世界背后有许多看不见的，我们尚不了解的东西，这种东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或者不了解它就不存在了。这种东西是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有关联的，它是不可抗拒的。命运是一条长河，人是长河上漂摇的一只小船。长河流向哪里，天地间有着一定之规。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走向死亡，每一个生命的尽头都是一座寂寞的坟茔。

　　解谜的过程

　　其实是最吸引人

　　傅小平：对于“总理遗言”案，当事人并不愿意旧事重提，提起这一事件也多少有些被动。你觉得他们真的从这一事件中走出来了吗？

　　袁敏：我哥哥还说过一句话：“这话我不是随便说说的，现在看来我说二十年还是说少了。”最初我并不太理解我哥哥说这话的深意，但在三年多来《重返1976》的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我渐渐悟出了哥哥这话确实不是随便说说的，历史若是没有经过岁月的冲刷和沉淀真的是不好轻易说的。倘若不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世；倘若不是活着的当事人也在慢慢老去；我真的应该再推迟重提这段往事的时间，因为真的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

　　傅小平：不过也有可能即使再过很多年，很多谜团依然难以索解。而等到那个时候，一些记忆却更加模糊不清了。更何况，等到一切都能说，都能说得清楚明白的时候，事件本身的价值很可能已被慢慢消解了。

　　袁敏：北京晚报的孙小宁为《重返1976》做过一个专版，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她说读了《重返1976》，觉得历史的迷墙还是没有打破，而我为回答孙小宁专门给她写了一封信，题目就叫《历史的迷墙有时不必打破》。谜团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谜底还没有解开，解谜的过程其实是最吸引人，也最有意思的。

　　傅小平：我们都知道，写个人记忆，其实最难写的恐怕是自己的亲人，因为有感情的牵绊，也因为离得太近，容易看不清楚。但你写母亲，写哥哥都写得特别好。写父亲的部分，有些面目不清，感觉很难触摸到他身上真切的东西。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写母亲，你有很多日常生活的依托会特别落实？

　　袁敏：我承认，父亲这个人物形象在我的笔下确实有些面目不清。但这种不清并不是我笔力不逮，而是父亲这个人物本身就如此使然。写父亲这一章题目叫《老运动员》，可以说共和国历次重大运动，父亲几乎回回遭劫。就因为17岁时被日本鬼子抓捕关押了十九天；就因为无人可以为这他这十九天的清白做证明，父亲一辈子戴着脚镣跳舞，一辈子活在谨言慎行中，他把自己包裹得很紧，做任何事情都会三思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即便如此，“总理遗言”案依旧让他锒铛入狱。历史造就了这样的人物，让他给自己戴上了厚厚的盔甲，看不清是正常的、必然的，也是真实的。

　　傅小平：作为“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你妈妈、你哥哥都经历了生死考验。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事件，我们不妨称之为生命的原点。以此看，“总理遗言”案是否可看成是你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袁敏：可以这么说吧。在1976年以前，我的生活应该说还是比较顺的，没有太大的波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还是小学生，父母虽然被打倒了，家也被抄了，但正像我在书中写到的，我并没有太大的恐慌，因为“文革”初期被打倒揪出的人很多，面很广，就像卷进一场众人参与的疯狂游戏，虽然也有落差，但心理上好像并没有觉得暗无天日。我在家中是老幺，上面有哥哥姐姐，总觉得有人护着我。然而1976年的春天，父亲、哥哥、姐姐全都突然间被抓走了，我内心真正地感到了巨大的恐惧和残酷的打压，正是这种恐惧和打压让我饱尝人间冷暖。成熟是瞬间的事，一下子就觉得自己长大了，应该有担当了。

　　傅小平：随你“重返1976”，能读到关于你个人的很多历史信息。比如你充满传奇色彩的家庭渊源，比如你父母亲都是共产党的中高层领导干部，基于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你的人生经历多少让人感觉有些另类，最终走上编辑、出版这条路，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袁敏：这个契机倒真的和1976年的“总理遗言”案有关。我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杭州织锦厂当工人。你在书里也看到，案件发生时，我是半夜三更被公安人员从厂里带走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省里的文学刊物《东海》要充实“新鲜血液”(这是那年头的说法)，他们觉得“总理遗言”案是“四人帮”搞的冤假错案，我是受迫害者之一，就到厂里来调我了。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我一心想考大学，不愿意到《东海》去，来调我的老编辑说，你先调过来，将来我们单位送你去读书。我这才同意调过去。一个没上过大学，也没发表过什么像样作品的小工人，凭什么调进省级文学刊物，这不是因祸得福么？进杂志社后，我在编辑之余开始写小说，第一部中篇小说写的就是“总理遗言”案里发生的故事。后来，单位果真兑现诺言，送我到中国作协的文学讲习所编辑评论班学习，后来又进入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学习，同学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家和编辑，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从此真正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