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党中央曾做两大决策

　　亲历中国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始末

　　口述：原核工业部常务副部长、现任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主任 陈肇博

　　十六大后，党中央针对发展核电做出两大决策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国家核电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政府的政策是适度发展核电，但这个度是多少不明确，也没有具体核电发展规划，所以，1998年后的五年内，政府未核准新的核电项目。但2003年新一届政府决定将“适度发展核电”调整为“积极发展核电”，决定启动一批新的核电项目，并引进世界先进核电技术。

　　2004年，我已经68岁，当时任中国核工业集团的顾问兼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负责江苏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原国家核工业部任副部长两年、常务副部长三年；1989年核工业部撤销后，我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十年。2004年，我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称“国家核电”)筹备组组长，我的工作重心开始从田湾核电站转移到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工作上。我亲历了十六大前后中国核电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到了国家第三代核电AP1000技术路线的形成过程。

　　引进美国西屋公司的三代核电技术AP1000，这是在国际国内环境风云变化下的重大国家决策，也是一幅中国核电技术前进的轨迹图。

　　朱镕基总理持十分谨慎态度

　　十六大是我国核电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实事求是地说，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对发展核电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李鹏委员长支持发展核电，在他过去担任副总理和总理时，先后推动建设十一座核电机组，他的意见也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支持。但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对我国发展核电持十分谨慎态度。这里我要声明，我对镕基同志的人格、能力和改革魄力是十分敬重和崇拜的。我理解他对发展核电，主要是顾虑当时核电技术还不够先进和安全，特别是1979年美国三哩岛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两次核事故的恶劣政治影响，以及当时世界上核电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那时国外虽然在积极开发三代核电技术，但尚未达到商业化。这都促使他对发展核电持慎重态度。

　　另外，当年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空气污染问题也没有后来看得这样重。当时以西方国家为主提出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问题，要求各国承担减排二氧化碳的义务。我国当时的态度是：西方国家发展了一二百年，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现在新兴发展国家刚开始发展，就受到了制约，是不公平的，西方应承担主要减排责任并在技术和资金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

　　我国核电发电量应占多大比例？这是第一个要决策的问题

　　十六大以后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核电是调整能源结构、减排和防止空气污染的最有效措施。与其他新能源相比，太阳能发电只能在白天发，风能受气象影响变化大，而核能是稳定电源，发电每年可达7000小时以上，利用率在90%左右，可做电网的基本负荷。

　　要使核能在能源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建设一大批核电站，使核电发电量占有总发电量的一定比例。在本世纪初，世界核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17%左右(现在，由于一些运行了四五十年的核电站相继退役，这一比例有所降低)。其中，发达国家平均达3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没有核电。法国核电占70%以上，日本、韩国30%以上，美国曾一度达到20%左右，德国、瑞士、比利时、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占相当大比例。而我国本世纪初核电发电量不到1%。我国核电发电量应占多大比例？这是第一个要决策的问题。

　　多数专家认为，我国核电发电量应至少占10%，最好达到20%以上，这样核能在能源结构调整上才能发挥出重要作用，对减排和环保作出明显贡献。核电建设周期一般为5~7年，这期间其他类型的电站也在建设。本世纪初，我国总发电装机容量是6亿~7亿千瓦，而2014年达到13.4亿千瓦。以13亿千瓦作基数，10%就是1.3亿千瓦，即要建成13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如算到2020、2030年，那需要建设的核电机组数量就更多了。

　　建设这样大量的核电机组，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也会相应增高。但是，发展核电的第一要务就是确保安全，绝不能发生像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以及后来的日本福岛那样的恶性事故。由此，党中央作出的第二个决策，就是一定要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核电技术，如果国内短期开发不出这样的技术，那就采取国际招标，引进国外最先进和最安全的核电技术，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化道路。

　　大多数国内专家选择了AP1000

　　这时，国外在三哩岛事故以后就陆续开始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成熟，并得到了一些国家核安全管理部门的批准，可以作为商业化堆建设，而且日本已经建成了三代沸水堆，芬兰已完成招标确定建设三代压水堆，即欧洲先进压水堆EPR。

　　三代核电的概念是什么？这是由于人们通过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特别是原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国际上认识到核反应堆堆芯是有可能熔化而发生放射性大量外泄的可能的，必须努力提高核电的安全性，预防和缓解堆芯熔化和大量放射性泄漏到环境的风险，必须大幅度提高核电安全性，同时仍保存其经济性和竞争力。

　　2006年9月，有34名顶级专家参加的“天湖会议”，通过表决，大多数专家选择了“减法”的非能动第三代压水堆堆型，即AP1000型，党中央、国务院肯定了这一选择。特别是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后，于2012年国务院又发布了4个有关核电的文件，再次确定当前国内核电发展的技术路线是AP1000及其再创新的堆型，除个别历史遗留项目外，原则上停止了二代核电站的新建。

　　这里再说一下，有的国家出于各种考虑，主要是不愿或不能对安全系统做彻底的改变，而保留了主要的能动安全系统，又增加一部分非能动安全系统，称之为“能动加非能动”，的确比“完全能动”进了一步，但仍很难脱离对交流电的依赖。如韩国的APR-1400等。

　　我认为，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和决策，我们整个中国核能界就应团结一心，坚持不懈，克服各种遇到的困难，做好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尽快自主批量建设CAP1000，努力建好自主知识产权的CAP1400等，并争取早日走出去。

　　中国的核电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当前是我国核电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不仅要成为机组数量最多的核电大国，也要成为具有强大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核电强国，这是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核电界早已萌生的“中国核电梦”。(撰文：《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李凤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