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解读：社会稳定成国内安全最大课题

　　4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学院并为“猎鹰突击队”授旗。这是习近平将队旗郑重授予“猎鹰突击队”大队长。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访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

　　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其背景、内涵是什么？在这一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又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国际事务与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于军。

　　记者：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说：“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为什么现在如此强调国家安全？

　　于军：我觉得这和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有直接关系。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外部世界一方面认为中国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另一方面则认为中国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国越发展，有人觉得威胁越大，一些不友好的举动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从国内来讲，我们的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使得我国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比如现在谈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就肯定要提资源能源安全；这些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外部环境、外部事件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很现实、很紧迫的安全问题。所谓“树大招风”，“风”就是风险，所以现在必须强调国家安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记者：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理解？

　　于军：习近平主席讲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说，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我理解，这个“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方面是强调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的有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11个领域，包括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另一方面，我们研究国家安全，一般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放到一起，叫做综合安全观。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层面则要更高一些，它还强调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安全大局，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

　　记者：为什么这样重视内部安全？

　　于军：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把内部稳定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内部安全显得尤其重要。我在驻外大使馆工作过两年，接触到的很多外国领导人都说，中国只要自己稳得住，别国就不能把你怎么样。事实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同时也面临很多问题，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全党上下已有共识，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迈过这个难关。那么，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简政放权。

　　改革，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意识多元化，改革既可以解决问题，也可能诱发或暴露新的矛盾。所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社会稳定如何维系，构成了国内安全的最大课题，必须加以特别的重视。

　　记者：您在上面提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能否更详细地介绍一下这两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

　　于军：以前我们谈国家安全，主要谈的是传统安全，包括战争威胁、军事入侵、国家结盟等问题，这些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西方学者把它叫做高级政治。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些问题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凸现出来，比如水危机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气候问题等等，多涉及民生领域，我们把它叫做非传统安全问题。

　　此外，在人类活动的一些新的空间，包括网络、深海、极地、太空等领域出现的安全问题，也可以称作非传统安全问题。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其重要性，就其惨烈程度上，与传统安全问题相比，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越往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影响会越大。

　　对我国而言，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很突出，现在我们与别国一谈国际事务，一谈外交主题，更多就是集中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这些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命运共同体”，就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密不可分。

　　记者：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会做出怎样的调整？

　　于军：首先在理念上，我们必须要有“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样一种意识。

　　其次在机制上，我们以前碰到问题，属于哪个部门的就由哪个部门牵头，进行应对。很明显，这样的应对方式效率不高、权威不够，不适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所以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前分散的涉及国家安全的力量整合到一起，这就是机制上的创新。

　　最后，在具体的举措上，我们要力争下先手棋。下先手棋不容易，需要判断大的形势，提前做战略部署、做政策谋划。比如我认为下得不错的一步先手棋，是向美国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

　　我们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有三点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包括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三是合作共赢。这样一个倡议，美国如果不接受，便处于外交被动；如果接受，那么就是一种约束。

　　这一两年，我们还下了其他先手棋，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中印缅孟走廊、中巴走廊等等，相信未来这样的先手棋在我国争取外交主动、确保国家安全的举措中会越来越突出。

　　记者：您提到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能否进一步谈谈这一机构发挥的作用？

　　于军：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是把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力量整合到一起，提高应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效率。此外，我认为有两个具体的事情可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统筹来做。第一是制定国家安全报告，向全国人民、向世界讲明，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旨、核心、依据是什么，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形势怎样，以取得国内外对我国安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我想，在这方面越公开透明，越体现我们在国家安全战略上的成熟、自信和定力。第二，提升国家软实力，这包括几个层面，一是国家形象，二是文化软实力，三是议题设置和规则制定能力，现在有些部门在做这些方面的努力，但行动比较分散，应该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统筹，把各方力量凝聚成一个拳头，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成效。(记者 高远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