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界首“好人书记”鲍振平积劳成疾逝世 群众追忆

　　初夏的皖北大地，浩瀚的麦田已泛出诱人的金黄色。今年又将是个丰收年。

　　5月21日下午，界首市王集镇朱庄村，繁花尽落，还长着白毛的青桃压满万株桃树；废旧窑厂改成的鱼塘碧波荡漾，不时有鱼儿跃出水面；成片的大棚内，青椒挂满秧蔓；一进村口，“抓好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的白底红字标语刷在村民的房墙上……

　　村庄宁静而美丽。朱庄村前于庄的高素兰正在春茬高产红薯地里除草。红薯秧早已扎根成活，一场雨之后就可长成米把长。麦收过后，就可把长红薯秧剪下，移植麦茬红薯。

　　听说记者专程采访鲍振平的事迹，高素兰停下手中的活，说：“鲍书记是好人！”

　　在村部，参加鲍振平生平事迹座谈的群众和干部代表童俊峰、鲍文德、于修正、王殿国等人数度哽咽……

　　家境殷实 仗义疏财为乡邻

　　在两个儿子眼里，鲍振平对他们的态度是随着成长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学习阶段，父亲特别严厉，管的很紧；后来成人了，相互间又好像是朋友；现在创业了，彼此又成了相互事业的参谋者和支持者。

　　鲍文文兄弟俩都在深圳工作，有时往家里打电话一问，母亲总说他在村里还没回来。但是有时候父亲的电话会突然打过来，像朋友一样聊聊天，但是最后要说的肯定是，最近村里又有什么工作，我最近又办了什么事，村里有哪些新变化，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所以，鲍文文兄弟也掌握住了规律，每当父亲打来电话，就知道村里肯定又有喜事要和他们分享，要么就是让兄弟俩支持他办什么事情。

　　鲍文文回忆说，父亲在致富上是个能人，敢想敢干。2010年前后，父亲瞄上了养鹅这个项目，一番考察后，电话打来了，要儿子支持5万元资金，鲍文文立即给他汇了回去，等春节回家，又给他带回去5万元。2012年土地流转期间，父亲的电话又一次打来，先是讲土地流转政策，又讲土地流转的好处，一番介绍之后，钱的问题出来了，说有些群众拿不起股金，他得带头帮助，鲍文文两次给他汇了15万元。2013年，父亲的电话再次打来，说村里要搞结构调整，想种植鸡腿菇、种桃树。鲍文文知道父亲的韧劲，认准的事一定要干，第二天10万元钱便汇到了他的账户上。

　　鲍文文也曾问过母亲，父亲那么能干，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母亲朱月华说，挣的钱确实也不少，但钱没怎么剩着。

　　是呀，鲍振平的钱到哪里去了？

　　2000年，鲍振平经人介绍，从合肥科研所引进了高淀粉红薯，经过一年的培育，第二年繁育三亩红薯苗，免费提供群众栽种，现在王集镇周边群众还在广泛种植这个品种。

　　2001年经过考察，鲍振平决定大规模发展延秋辣椒，自己带头筹资8000元购置辣椒种子育苗，提供给群众种植。为解决群众资金困难，又为50户群众每户协调了3000元小额贷款，建成了沿淇子沟占地200亩地、300个大棚的辣椒种植基地。

　　2013年，新农合参保，群众很多出门打工不在家，有的手头不宽裕，还有的根本不愿意参保，鲍振平一句话：“愿不愿意，先给他们垫上。”结果，他一个人垫了6000多块钱。

　　2014年1月25日，鲍振平在儿子多次催促之下，才决定去深圳看病。临行前，鲍振平掏出2000元钱交给弟弟鲍振贵说：“我要去深圳过年，这两千块钱，一千你替我发放给困难户，另外一千留着村里哪家有红白喜事的，你帮我随个礼，顺便给人家说抱歉不能去了，请人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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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兴旺 从未“仗势欺人”

　　有这样一种观点，“在皖北农村当村干部，一定要拳头硬，否则镇不住人。”

　　界首市委书记刘玉建告诉记者：“鲍振平家族大，弟兄多，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他靠‘拳头’治理村务。”王集镇朱庄村的干部群众说，鲍振平是出了名的好人，还有乡亲说他是“老奶奶脾气”。

　　2003年8月份，正值汛期。连续几天强降雨，鲍庄村出现大面积内涝，尤其是王庄自然村较为严重，村内积水平均达一尺半深。鲍振平带领“两委”干部察看灾情，并焦急地寻找排除办法。

　　突然，有村民跑来向鲍振平报告：王庄与张庄的群众因为排水打起来了！原来，王庄村民为尽快把水放掉，想要挖开张庄村的排水沟，但张庄村群众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并且引起械斗。

　　鲍振平急忙跑到出事地点，见两庄的群众操锹拎棍、你推我搡、恶语相骂，受伤的王庄村民王登金躺在泥地里，脸上的血和着雨水往下淌，旁边有位村民不知所措地守护着，整个场面一片混乱。鲍振平一个箭步冲进人群，瞪圆双目，大喝道：“都住手！”。

　　械斗双方一看鲍书记怒不可遏的样子，都被震住了。鲍振平大声地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为了这点事至于大打出手吗？再说，谁打伤人，法律也饶不了你！”

　　双方群众的情绪冷静下来，在雨地里僵持着。

　　鲍振平把张庄村几位“头面”人物叫到一边，讲利害关系，讲不放水的后果，耐心地给他们做劝阻、解释。

　　最后，张庄村群众终于同意挖开排水沟，一场械斗得以化解。

　　由于村民王登金受了伤，鲍振平开车送王登金先后到陶庙卫生院、界首市人民医院就医，两次为王登金垫付医药费5000元。

　　鲍振平心胸宽广，为人厚道，群众有时和他开个玩笑，他也是大大咧咧，与谁都能谈得来，见面熟，大家都说他是“老奶奶脾气”，待人接物的气度让人敬佩。

　　2002年春天，天气晴好，鲍振平的窑厂红红火火，每天有近百号工人在窑厂忙碌。一天深夜，3名小青年趁着天黑摸进窑厂，扛起一捆捆塑料布装到窑厂边的板车上。在拉起板车要走的时候，恰好被一名起来解手的工人发现，就喊了起来。瞬间，十几个工人全部冲出宿舍，围住了3名小青年。工人们有人已经抓起了铁锹，拿起了木棍，准备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住手！干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鲍振平已经站在了人群里后面。

　　“老鲍，这几个不学好的小混混偷咱场里的塑料布。”一个工人不耐烦地说。

　　“怎么张口闭口就是偷啊？人家是来咱窑厂玩的，不就几块塑料布吗？”鲍振平回头对三个小伙子说：“别害怕，他们是和你们开玩笑的。”说着，对三个小伙子摆摆手说：“你们也回去睡觉吧，”三个小青年听了鲍振平的话，一溜烟跑了个没影。鲍振平对工人说：“要是真把他们作为小偷打一顿，送进派出所，这几个孩子一辈子就毁了。我们今天放了他们，比打他们一顿的效果还好。”

　　少年有志 扎根农村放弃高考

　　鲍振平生于1954年，小时候家里很穷，一家人靠几亩薄田，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艰苦生活。一家8口人，挤在两间破房子里，一家人睡一张地铺，每到下雨天屋顶到处漏雨。苦难的童年生活成了鲍振平永不磨灭的记忆，年少的鲍振平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贫穷的局面，创造好的生活。

　　尽管小时候家里很穷，但鲍振平人穷志不短，他很爱看书，哪怕是在地里干活有一点空闲，也会捧起书本看。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是前几名。1978年恢复高考，他的考试分数超过大专分数线6分，因志愿没有填报好，很可惜地与大学失之交臂。由于家里穷，后来也没再复读，他把知识和年华都奉献给了农村。

　　年轻的鲍振平放弃了在城里发展的机会，回村开始担任村干部，他感到自己肩头的担子重了，暗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让全村人富起来，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一干就是40年。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日思夜想，百般尝试，从不放过一次机会。其间他养过羊、喂过牛、养过鹅，种过麻、种过红芋……每一次他都是自己先试，失败了，损失了，抖擞精神再干；成功了，带着群众干，让大家都受益，都致富。

　　2001年，鲍振平从本村一位嫁到阜南县会龙镇回娘家探亲的村民那里，听说那边的老百姓种植延秋辣椒，形成了规模，一亩地大棚一年能收入五六千元。苦苦寻求致富之路的鲍振平十分兴奋，当即就带着村“两委”干部到会龙镇实地考察，返回村就开始动手抓该项目。

　　为了打消群众顾虑，鲍振平和村“两委”干部决定由干部凑钱，购买辣椒种子，育好苗后赊给群众。他带头拿出来3000元，其他干部在他的带动下，共凑出8000元，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育了13棚辣椒苗，长势喜人。

　　很多群众都愿意跟着种，但是没有钱扎大棚、买肥料。鲍振平就多次到镇信用社求助，最终由村委会担保，为50户群众办理了每户3000元的小额贷款。王庄二女户杨天敬担心一旦种植失败，无力还贷。鲍振平当着众人的面说：“你只管种，赔了算我的。”很快淇子沟沿岸形成了占地200亩、300个大棚的延秋辣椒种植基地。虽然鲍振平自己一棚辣椒都没种，但他几乎每天都到大棚里看看，遇到问题立即请技术员前来指导。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雨，电闪雷鸣，暴雨如注。鲍振平担心大棚被刮坏、地里存水，就抓起铁锹往地里跑。等种植户们赶到，见鲍书记正在忙碌，都十分感动，说鲍书记，你对我们种的辣椒比对自己的身体还上心！

　　由于管理精细，辣椒当年就获得丰收，每亩收益6000元以上，涌出了好几个万元户。

　　村民王登金至今还在种延秋辣椒，他说：“我现在不仅在村里建了楼房，还在城里买了房产，这都得感谢鲍书记。”

　　近年来，由于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出现了“土地无人种、有人想种没有田”的现象。为解决这一矛盾，鲍振平带领干部群众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并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的总结出来了“要钱给钱，要地给地，要粮给粮，要服务给服务”的“四要”模式，一举流转土地3980亩土地，成为全市“整村推进”的典型。

　　但是，流转过的土地大部分还只种植小麦、玉米，虽然土地产出效益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十分有限。为了寻找产业结构调整的门路，鲍振平经常白天去镇里、到市里咨询农业技术专家，晚上就戴上花镜，翻阅各种致富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一位在郑州市做干货批发生意的村民告诉鲍振平说，山东省莘县种植鸡腿菇，面积达几十万亩，每亩地可收入3万元，市场供不应求。得到这一消息，鲍振平精神为之一振，就与村“两委”干部到山东实地考察，发现果如其言，便决定大干一番。

　　这次种植大棚蘑菇，他还是自己带几个村民先试，然后再推开。2013年他与堂弟鲍振贵等4人，以股份制形式投资120万元，建起了占地近百亩的30多个大棚，种植鸡腿菇，目前已进入采摘期。据从山东请过来的技术员田振达说，“鸡腿菇成型期可采摘4至5次，现在的市场价每吨8000元左右，每亩大棚一年的收入至少2万多元”。

　　很多群众见到种鸡腿菇效益好，也决定在麦收后种上几亩。村民杨立军说：“鲍书记虽然不在了，但他又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致富路，我们都非常感激他。”

　　群众怀念“好人书记”鲍振平

　　201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晴。皖北大地寒风凛冽。这一天是安徽省界首市王集镇朱庄村总支书记鲍振平积劳成疾突然离世的第10天，也是他遗体下葬的日子。

　　数百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那些他帮助过，争吵过，为之淌过眼泪的，所有他热爱的，他们都来了……乡亲们捧着自家蒸的大雁馍，满含热泪送别他们敬重的老书记。

　　至今，朱庄村的干部依然清晰地记得鲍振平拖着病体最后一次召开村“两委”会的情景。

　　那天是2013年的腊月二十五下午，天寒风急。鲍振平因查出脑部血管堵塞，在妻儿劝说下准备第二天到远在深圳的儿子那里做进一步检查，临行前因不放心村里的工作，硬是强撑着到村室召开会议。

　　鲍振平的妻子朱月华流着泪说：“那天临去开会时，老鲍病情很重，路都走不好……我劝他不要去了，他说，这一去看病不知道得用几天时间，春节前后事情多，工作得提前安排好，我去看病才放心。”

　　平常，他从家到村室只用10几分钟时间，但那次他却歇了四次，路还没走到一半，就头晕目眩地差点摔倒。后来，还是弟弟鲍振军和一名村干部搀扶着他，坐在电瓶车上才来到村室。

　　村干部朱廷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哽咽得说不下去：“那天他断断续续地安排了计生、综治、春节慰问等七项工作，说话声音沙哑，脸色铁青，一边说话一边喘气，大家每听一句都揪心。”

　　“后来才知道，鲍书记因头晕目眩，已连续十多天吊水，一直未见好转。医生劝他住院治疗，但是因村里工作太忙，他上午吊水，下午就立即返回村里。”

　　村组织委员徐文彬沉痛地说：“那天会议还没开完，鲍书记就晕倒在桌子上，后来是被人架上车送回家的。”第二天到深圳北大医院，经查，鲍振平脑椎动脉严重堵塞，由于长期耽搁，治愈可能性已很小，最后医生尽全力也未能抢救过来。

　　老鲍的病情并非没有预警，早在几个月前，爱人朱月华就发现平时爱说爱笑的老伴突然变得沉默寡言，从不睡懒觉的他，每次回家就倒头就睡。“我去问他咋了？他说头疼，不舒服。”朱月华催老鲍去体检，老鲍总说太忙，从2013年9月拖到了2014年1月。

　　朱月华也知道自己的每次抱怨，鲍振平都不会听进耳朵里。“不管多累，他总有办不完的事，就是一位不倒的‘金刚’。”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1月26日下午，不倒“金刚”突然倒下了。“当时他路都走不稳了。他向我保证，等把病治好了就立即回来工作。没想到，这次却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天，老鲍由家人驾着去镇里向镇长桑起请假，准备去深圳儿子那里看病。这天，也是他最后出现在村里。

　　1月27日，鲍振平赶到了深圳，经深圳北大医院检查，他不幸患上了脑椎动脉堵塞。在深圳住院的日子里，鲍振平仍然牵挂着村里的事情。经常打电话给给千里之外的村两委干部，询问土地流转进展，商量美好乡村建设规划……

　　直到上手术台的时候，鲍振平的手机还在身下，对于鲍振平来说，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永远的牵挂。2月6日，鲍振平经抢救无效去世，离开了他时刻牵挂的朱庄村

　　老鲍去世那天，特困户赵翠芝哭得最伤心。此前，电话里，老鲍说他手术后，年初六就能回到村里，那一天，赵翠芝专门跑到集市上买了两条鲫鱼，准备等老书记回到家，给他炖汤补养身体。然而，世事难料，年初六那天，老鲍在回家的途中撒手人寰。

　　老鲍去世时，只有大儿子陪在身边。那天，老鲍急着赶回来就是想看看即将娶进门的小儿媳，想在有口气的时候，将拖了三年的小儿子婚礼给办了。小儿子鲍文帝很伤心，父亲没能赶回来，而自己多年在外打拼，又未尽到孝道。

　　伤心、遗憾的还有阜阳市委书记于勇。“我后来听说老鲍去世的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们失去了一位非常好的农村基层干部，”对老鲍非常熟悉的于勇这样评价他：敢于担当、敬业爱民，是化解基层矛盾的行家，带领群众致富的能手。

　　鲍振平走得仓促，生前唯一留下的遗言就是死后将自己的骨灰埋在村东头的一块田地里。这里背靠村庄，面朝鸡腿菇温室大棚，他想默默地注视着村庄的变化，期望后人能实现他致富乡村的梦想。王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