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何某些官员热衷兼职社团

　　近日，山西多部门综合治理社团顽疾取得成效。截至目前，在该省学会、协会等社团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5月26日《人民日报》)

　　社团与官员的利益同盟，遭舆论诟病久矣。此番山西专项治理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足可说明官员违规兼职现象之普遍。在一个缺乏社团传统的社会里，民间组织拉拢官员坐镇撑场，也许无可奈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职人员就有理由“一拍即合”。需要明确的是，公共权力天然存在边界。官员动辄将自己与社会团体捆绑，无疑是把公权私利化，实乃滥权行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肆吸纳官员兼职，其实是民间团体被迫的生存策略。面对层层设限、举步维艰的审批环境，它们意图通过笼络强势人物迅速“开路”；而在日常运作阶段，官员一路保驾护航，也是社团“规避麻烦”的有效手段。一言以蔽之，由于实力官员的帮助，许多民间社团得以挣脱那种处处设防的政策生态，最终成立和运转起来。

　　民间社团里官员兼职乱象，其前世今生想必可以剖解为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社团普遍性缺乏公平的生存环境，只能寻觅靠山或代理人打开局面；另一方面则是，官员所握权力缺乏约束，能轻而易举地公为私用、兜售变现。此外，此事所传递的最令人遗憾信号在于，我们仍远未进入一个“规则社会”：纸面的程序规范，依旧充满弹性，依旧在“看人办事”。具体到针对民间社团的管理，有无强势领导站台，注定会遭遇完全不同的对待。

　　一套无比繁杂又无比暧昧的规则架构内，能量强大的官员理所当然会成为被竞相拉拢的对象。于此，非但是民间社团，其他利益主体同样在做着相似的事情。如果说，社团联合官员，在最开始是迫不得已，那么在之后的日子里，两者之间或许已经畸变成一种合谋的关系：前者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理念和使命，而日益沦为以“收费创收”为核心的攫利组织；与此同时，后者则暗暗推动了某些行政部门审批权限向所属社团的转移，并从中获得回报。

　　斩断社团和官员之间的相互利用，显然不是岗位清理就可实现。更重要的是，给民间组织更宽容的政策环境、更精简却刚性的监管标准；同时，以切实有效的努力，真正抑制住职能部门转授权力，以及个体官员权为私用的冲动。

　　(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