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女儿谈父亲：为了解一个村情况住牲口棚3天(3)

　　他身边的物件，都成了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到了1963年11月，父亲的病越来越重，肝疼得也越来越厉害。他越来越瘦，脸色又青又黄，颧骨高高耸起，变得憔悴不堪。他身边的一切物件，都成了他与疾病斗争的见证。

　　刚开始，父亲肝疼时，就用茶杯盖上的疙瘩使劲顶肚子里的疙瘩。如果在写字，父亲就会用钢笔伸进去摁着；如果两只手都被占用，他就用刷衣服的刷子一头顶着肝一头顶着藤椅工作，时间长了，藤椅上就被顶出个窟窿。

　　有好几次，父亲工作结束了，还没站起来，就倒到了地上，那么大的个子，半天起不来，那是肝太疼了。母亲哭着劝他去看病，他说：“别着急，我把该安排的工作安排好了，就会去看的。”后来发展到肝疼得睡不着觉，他就把那些平时用的钢笔、杯盖搬到床上。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睡觉都是趴着睡，如果不趴着，那些东西就顶不住肝。

　　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可他依然坚持工作。有次，父亲到农村听大队领导汇报工作，因为肝疼，冷汗一个劲地出，用来做记录的钢笔，两次从他手里掉了下来。在场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紧张，立即把他送去开封地区人民医院。

　　到了地区人民医院，父亲被诊断为肝癌。当时大家不相信，送他到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去诊断。父亲最终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皮下扩散。据医生说，父亲肚子里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瘤子，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小的像黄豆那么大，父亲的生命最多只有20多天了。

　　他们带着父亲回到了河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那20多天里，父亲遭受了最大的苦、最大的罪。开始他还打止疼针，满怀希望自己能好起来，再回到兰考领着大家除“三害”。当他觉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时，开始拒绝打止疼针：“止疼针只能止疼，不能治病，这个药这么短缺，我能省一针就省一针，把药留给最需要的人吧！”

　　不打止疼针怎么办，父亲有时趴在床上，有时跪在床上，甚至还会把香烟点燃来烧自己的胳膊，他说这是他发明的肝疼转移疗法：“我其他地方疼了，肝疼就会稍微好一点。”胳膊上的皮肤没用了，他又开始烧肚子上的皮肤，大家见了都扭头落泪。

　　当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来看他，他拉着两位领导的手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达到兰考人民对我的要求，我心里很难过。”这两位领导说：“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你对后事有什么安排、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你就和我们说吧。”父亲沉默了一会说：“我对组织上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了以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我死了，也要看见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父亲临终时，把母亲叫到身边，说：“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要走了，我走了以后你会很难，你一定要教育好孩子，你再苦再难，都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把他们培养成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还要记住，再苦再难，也不能向组织伸手要钱要东西要救济。”这是他对母亲最后的交代。母亲当时才33岁，需要照顾两家的老人，还得抚养6个孩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还是给她约法三章。

　　1964年5月14日上午9时45分，父亲永远停止了呼吸，那一年，父亲42岁。父亲走了，我们家的天也塌了，母亲领着我们6个孩子，谨遵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艰难地生活。我们的日子是在母亲的泪水中度过的，父亲走了她没有了精神支柱，母亲流了许多泪，老了后还留下眼疾，不哭也流泪。

　　父亲不是苦行僧，但在兰考他舍弃了一切爱好

　　父亲不是苦行僧，也不是天生就喜欢吃苦受罪，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也有许多爱好与追求。

　　他身高一米七八，皮肤黝黑，但长得非常英俊。到兰考前，父亲一直在哈尔滨、大连、洛阳等大城市工作，接触的都是新潮的东西。当时父亲有些文艺范儿，他二胡拉得非常好，舞也跳得好，还是个出色的男中音。早在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就在文工团工作，他们工作队排练了歌剧《血泪仇》，由父亲出演男一号。

　　父亲对生活是很热爱的，工作再忙，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衣服再旧，也洗得干干净净。父亲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还爱钻研。他在大连起重机厂时，给他们的厂报、广播电台写了很多文章。父亲这辈子穿的一件最好的衣服，就是母亲用他的稿费买来的。

　　但在兰考艰苦的环境下，首先面临的是解决民众温饱的严峻问题，父亲只能舍弃了他一切的爱好，一门心思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就像兰考一位领导干部说的：“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是跑步度过的。”兰考后来出了一本书，叫《焦裕禄在兰考的日日夜夜》，就是根据父亲在兰考日日夜夜的情况编写的，全部都是真实的写照。

　　(本报记者江琳，实习生张璁、耿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