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元年观察:触及既得利益群体 实现平稳改革(2)

　　更准确地理解、更积极地落实

　　改革大局清晰可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不论是对改革的理解还是具体落实，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仍存在不尽改革题意的地方。比如：

　　在理解上，只讲“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讲“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讲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讲推动国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认为国企根本搞不好，应该消失；只讲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各种权能，不讲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坚持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只讲如何分好蛋糕，不讲做大蛋糕扩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

　　在落实中，有些地方和部门把强调顶层设计变成了推卸改革实践责任的等待观望、裹足不前；把加大改革力度变成了不经充分论证、不切合实际情况出台新政策、新举措的徒陈空文；把细化改革部署变成了各取所需甚至强化局部利益的违规操作……

　　这是新一轮深化改革“在路上”的阶段性现象，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复杂性、艰巨性的具体呈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言，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

　　具体到落实而言，关键环节，一是各个部门，二是地方政府。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在新一轮的改革实践中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在旧体制干扰下的不适应。

　　在中部某县，一位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有些民生改革政策的具体执行、具体落实，变成了“部门有具体设计、具体要求、具体标准等，包括明确各级财政如何承担；可基层还是要根据要求跑项目、跑资金、跑政策、跑名额。”他把这种落实称作是“填表盖章式”、“发文拨款式”落实，“上面主要是下文件、分名额、拨资金。到下面，就是填上表、盖好章、往上报。”

　　基层改革落实要防止异化的可能。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在中国体改研究会第12届改革论坛上讲了一个现象，“一些地县是书记说了大家都办，一些部委是处长办了，大家就照这个处长的意见说，处长出个看法或意见，到司长那里划个圈就上报。最后有些改革方案就可能是因为某位分管处长有意见，一直拖着落实不了。”其结果可能会让一些“不作为”或是保护部门利益的行政权力束缚住一些改革创新。

　　祝福恩将这归因于领导干部决策方式、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与全面深化改革、依法行政的不适应，法治思维、法治理念还没有变成其“官念”，过去已习惯了“文件决策”、“文件拍板”等，“一下转变为法治思维、依法治理还很不适应，突然不会说了，也不会干了。这在深层次上阻碍了改革，跟不上中央改革的大政方针和前进脚步。”

　　突围“全面深化改革最后一公里”

　　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某东部地区基层干部刘东(化名)说，县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后一公里”，但对基层政府而言，“办事难，效率低，付出的行政成本较大。”

　　因此，他对雷厉风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给以高度评价。据最新统计，自去年3月初新一届政府成立至今，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使得当时1700多项行政许可压缩到目前不足1000项。

　　“本届中央政府敢于自我革新，精神可嘉，也确实取得了实效。”刘东说，具体到基层县乡政府，觉得还是不太解渴，“就全国来讲，取消近800项审批，力度很大。而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差异性强，具体到基层实际，可能相关的没那么多。比如，牧场管理权下放十条，对内蒙古很重要，沿海地区一条也用不上。”

　　经过对照分析，刘东认为，目前一些部门手中含金量高的审批权并没有下放，“即使审批权给你了，可相关部门又给你的审批权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

　　令刘东“有些头痛”的还有备案制。备案制就是项目申请人到相关的部门提交相关的申请，做一个详细的登记备案，是审批核准制的改革优化。可在实际操作中，他“领教”了有些部门备案制的厉害，“有些备案制的要求比核准制的要求高了许多。原来审批是核准制，条件繁多，但按图索骥核准了就可以实施。而有些备案制，他说不符合就不符合，他不同意你的方案就不给你备案，你还得不停地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彭森对此也有感触，“当前改革过程中，需要克服的还是部门化问题、碎片化问题。部门自己改自己，真正做到‘壮士断腕’谈何容易。”类似情形产生的矛盾，说明当前的改革深化，急需打破那些“梗阻”在中央和基层之间、不能适应改革创新、不能激活基层活力的条条框框。

　　决策者高度关注这个问题。12月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将2015年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并专门就当前改革落实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条针对性很强的政策指导：

　　一者，要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二者，要抓好改革措施落地，狠抓落实，强化责任，加大协调力度；三者，要强化督促评估，落实督办责任制和评估机制，让群众来评价改革成效。

　　这无疑有助于突围“全面深化改革最后一公里”。“只要留足改革空间，我相信绝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愿意干事、能够干事的。”现在，刘东对2015年充满信心，在采访中向本刊记者讲了自己对来年改革的期待，“第一，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第二，落实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结合起来；第三，上下要结合。”

　　迎战新常态“大考”

　　2014年，最高决策层加紧部署“全面深化改革”诸项工作的同时，密切观察着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变化。这一年，出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现象。

　　5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这是决策层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当时中国经济增速下调趋势已显现。

　　6个月后，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面对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4%增速的议论，习近平在演讲中用1632个字的超规格篇幅，向全世界阐述了什么是中国新常态、新常态产生哪些中国机遇、中国如何适应新常态，并告知世界，走向新常态的中国将给脆弱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

　　可以说，在“深改元年”，“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相重叠。如何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发展中推进改革，并让高质量的改革成为推动新常态九大趋势性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一道全新课题。

　　一个月后，在12月9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更加全面地阐述了“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问题，并用九个特征精准地剖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第一次站在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的高度，对新一年的经济工作进行全面的战略部署。

　　“新常态”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需要有新的发展模式，这必然要求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新常态”期间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难题，正是生产关系剧烈嬗变以适应新的生产力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阵痛。这应当是新生命即将孕育而出迎接曙光的时刻。

　　中国要战胜新挑战，关键之一就是有效平稳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这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题意。“新常态”给“全面深化改革”带来了新要求，不仅要加大力度，而且要注重质量。“全面深化改革”也无疑是推动“新常态”发展的不二法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改革的深化必须突破现有制度、政策以及法律的不适应，打破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或者说旧的生产关系。”彭森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利用倒逼机制推动改革，“也是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选择。”

　　在他看来，保持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关键，不是争论搞点微刺激还是强刺激，关键还是寄希望于改革、寄希望于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肯定是引领新常态、培育新动力的根本途径。”

　　2014年圆满的开局，已将中国成功地推进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面对即将到来的2015年，迟福林告诉本刊记者，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将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五年后的2020年，将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又一个历史标志性节点，是‘两个百年’目标中第一个百年节点。2021年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们已经到了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能不能跳出来？就取决于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能否如期完成。我们应当奋力去完成。”(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