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白皮书：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6)

　　国家和自治区地方政府采取了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和天然草地保护与建设、游牧民定居、人工种草、草场改良等草地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启动了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开展了防沙治沙、水土流失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坚持慎重发展工业的原则，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在区内发展，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采取严格措施，严禁矿产资源开发。2013年，政府进一步严格环境准入，新颁布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监督管理办法和环境保护考核办法，特别是实行了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自治区政府统一管理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西藏的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4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3.9%，居全国之首；森林覆盖率达11.91%，活林木总蓄积量居全国首位；各类湿地面积600多万公顷，居全国首位。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自然保护区得到很好保护。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8511万公顷，其中可用天然草地面积6910万公顷。目前，西藏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区域处于原生状态。

　　三、“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分裂中国

　　经过西藏各族人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团结奋斗，西藏已经走上一条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十四世达赖集团出于“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不仅从来对西藏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而且还极力抹杀西藏各族人民的奋斗成果，试图否定西藏走上的正确道路。

　　多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的“藏独”策略一直在不断变化。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失败逃往印度后，公开主张以暴力为手段实现“西藏独立”。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中美关系缓和，十四世达赖集团看到国际形势于其不利，开始变换策略，提出所谓“中间道路”，由公开独立转为变相独立。1989年苏东剧变后，十四世达赖集团错误地判断形势，以为实现“西藏独立”的时机到来，又提出实现“完全独立”。1994年之后，十四世达赖集团发现“西藏独立”无望，再次变换口径，重新捡起“中间道路”招牌，要求所谓“高度自治”。近年来，十四世达赖集团加大了对“中间道路”的鼓吹力度，并加紧进行包装。

　　“中间道路”，又称“中观道路”，本属佛教用语，十四世达赖集团却将其政治化。纵观“中间道路”，其核心有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宣称“西藏历史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1951年被中国占领”，“从历史上看，藏人有独立的权利”。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宣称“西藏问题”是600万藏人的问题，要将西藏、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藏族及其他民族聚居区合并在一起，建立统一的行政区。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央约束的“高度自治”，不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西藏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宣称建立“自治政府”，“除外交和国防，其他所有事务都由藏人(即十四世达赖集团)负责，并负有全权”。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表面上认可中央负责国防，但又提出中国军队“全部撤出去”，把西藏变成“国际和平区”。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

　　“中间道路”以表面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换取十四世达赖集团对西藏的“治权”，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半独立”政治实体；待“治权”巩固后再谋求“主权”，最终实现“西藏独立”。“中间道路”作为分步实现“西藏独立”的政治纲领，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宪法、法律、基本制度，也不符合西藏的历史、现实和民族关系，更有违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独立国家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量考古、历史研究表明，在中国境内，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公元7世纪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吐蕃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是在元朝(1271－1368年)。元朝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宗教事务，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并将元朝刑法、历法颁行西藏，充分行使有效管辖。明朝(1368－1644年)时，在西藏实施多封众建，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同时，西藏地方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方可继位。清朝(1644－1911年)时，中央政府先后册封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和五世班禅，正式确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和政治、宗教地位。此后，历世达赖、班禅均由中央政府册封，遂成定制。从1727年开始，清朝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管理西藏地方行政，先后派遣驻藏大臣百余人。1751年，清朝废除世俗郡王掌政制度，正式任命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实行政教合一，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听命于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1774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扎什伦布寺企图与西藏直接建立联系时，六世班禅答复说，西藏属于中国领土，一切要听从中国大皇帝的圣旨办事。1793年，清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达赖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此后，十、十一、十二世达赖和八、九、十一世班禅都经金瓶掣签认定。十三、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都是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认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