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家族腐败滋生不劳而获和仇富思想

　　许多民营公司喜欢聘用官员的妻子或儿女，因为可以利用官员的关系和资源，从而谋得更大的利益。

　　随着国家在上海开始试行如何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行为后，这种现象将被遏制。上海规定：今后市级领导干部的配偶不得经商办企业，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上海经商办企业。对违反该规定的领导干部，或由其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主动退出经商办企业活动，或由本人辞去现任职务。不如实报告或未及时纠正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有关机关处理。

　　众所周知，上海的这个规定，针对的是早已在民间引起争议的“一家两制”现象。按照民间的说法，一家两制指的是夫妻二人中，一人在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另一人在民营公司从事管理工作。这种“一家两制”可能形成的利益输送，比其他官商勾结更隐蔽，危害更大，因为这是一种以亲情做基础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家族式腐败。比如许多民营公司喜欢聘用官员的妻子或儿女，就是因为可以利用官员的关系和资源，从而谋得利益。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与其他腐败形式相比，这类腐败的危害为何更大更深？

　　家族腐败，衍生畸形的官场生态

　　家族腐败在社会上造成的最大不良影响便是滋生不劳而获和仇富的思想，让人们的心态失衡，不再崇尚诚实劳动，而是崇尚权力与金钱。

　　“苏荣腐败案不仅具有其他腐败分子共性特征，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表现，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仅自身腐败，还纵容家人亲属，擅权干政，利用影响力寻租，搞家族式腐败。”在成为十八大之后第一位落马的副国级官员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被他的继任者、现任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此评价道。

　　据媒体公开报道，涉嫌受贿被判死缓的原江西新余市人大主任周建华去年实名举报称，苏荣的妻子利用丈夫的影响力，联合原新余市委领导，干预新余市的土地买卖、工程招标，涉及金额数十亿。数额之大，令人咋舌。无疑，苏荣腐败案属于典型的由于一家两制而导致的家族腐败案。

　　高层之外，这种全家齐上阵的腐败方式在基层已经见诸报端的腐败案件中更是引人注目。在山西运城的“房媳”事件中，以“房媳”张彦、公公孙太平为核心的运城孙家同样也是类似特点。“房媳”张彦因两个户口和多套房产被停职调查。在她的背后是以运城市原财政局局长孙太平为核心的“官员家族”——“房媳”丈夫孙宏军是原夏县公安局局长，孙家成员及亲属至少15人在运城市担任官员、公务员或国企领导。不仅如此，孙家还与当地其他势力庞大的家族联姻，例如孙太平大女婿的家族也是权势显赫。与此相伴随的结果则是，随着家族中最有权势的那一人的倒台，全家人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美梦瞬间破灭，一起去蹲了牢房。

　　“所谓家族式腐败，是基于血亲或者姻亲关系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相互勾结，把岗位所赋予的权力用于侵吞国家、社会财富，以谋取家族私利。”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炜达说，公共权力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旦拥有它的人不为民服务，让权力在近亲中繁殖，为家人亲友谋利同时形成权力与财富的循环互动，使得权利家族化，家族权力化，将会衍生出畸形的官场生态，法律、制度被玩弄于鼓掌。

　　今年“五一”期间，由中宣部组织拍摄的纪录片《劳动铸就中国梦》在央视热播，其所表达的核心主题便是“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在张炜达看来，以一家“两制”为代表的家族腐败在社会上造成的最大不良影响便是滋生不劳而获和仇富的思想，让人们的心态失衡，不再崇尚诚实劳动，而是崇尚权力与金钱。当腐败变成一种世俗的风气，无疑是社会的巨大倒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吴波在《家族式腐败的政治逻辑》指出，作为群体式腐败的一种，家族式腐败将会造成执政党内部的“山头主义”和“圈子文化”。由于无论是以血缘或姻缘联结而成的政治家族还是依靠其他因素联结而成的官僚集团，其成员之间都是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使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严重趋于庸俗化，现实政治运行中逐步形成一种“择劣机制”和“排忧机制”。

　　人情诱惑，难守住心中那根红线

　　很多官员，在外的时候还能坚持原则，严守党纪国法，一旦回到家中，对妻子无比信任，对儿女无比溺爱，不经意间便迈过了心里那根红线。

　　为官者不易，总是容易受到各方糖衣炮弹的攻击。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曾提醒县委书记们说，要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要求他们守德守纪守法。他说，自己不贪不占，还要管好身边人，“身边人害我们这些为官者的不在少数，被老婆‘拉下水’、被孩子‘拉下水’、被身边秘书和其他身边人如七大姑八大姨‘拉下水’”。

　　“我们的官员从整体上讲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背后所承载的是几千年的伦理纲常，个别人骨子里依然存有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的封建糟粕。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和资本的催化下，家族腐败重新找到了它的温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兴全分析，一家“两制”之下，官员很容易模糊掉公私界限和情法界限，使得公共权力家庭化、公共决策生活化。在未能对“一把手”形成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就像坊间所说，“小事情开大会，大事情开小会，关键事情不开会”。

　　正是亲情和血缘的纽带，使得这个利益共同体异常稳固，贪腐方式更加隐蔽。回首这些年被查出的腐败官员，几乎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如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其子非法经商，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其主管城建的便利为其子经商提供方便。

　　“很多官员，在外的时候还能坚持原则，严守党纪国法，一旦回到家中，对妻子无比信任，对儿女无比溺爱，不经意间便迈过了心里那根红线，不知不觉滑向腐败的深渊。”张炜达认为家庭贪腐从官员自身而言有下列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自身修养不够，抵抗不了日益增多的诱惑，主观上放纵自己；二是家人给予的压力过大；三是家庭成员相互间沟通不足，为官者对自己的“后院”疏于管理，等到发现问题，又极易犯包庇和放任的错误。

　　微观层面的问题，伴之以特殊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权力很难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火箭提拔”、“萝卜招聘”等弊端就开始显现，使得官场生态近亲繁殖，权力变得家族化。一旦发生腐败很容易形成一张张腐败网，一个个腐败集团。另外，当下我国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未完全建立，利用权力寻租甚至恶意竞争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家族化的腐败势力甚至是以推进改革和发展地方经济为借口，依靠权力打击对手，中饱私囊，投机取巧，大发横财。

　　彻底清除，需全方位的长效机制

　　“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灵魂。陕西省委出台的一系列决定，为治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家“两制”现象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蓝本。

　　对于屡屡爆出的一家“两制”现象，国家的政策一直是趋于禁止的。在这一点上，陕西省这两年的努力可谓成效显著。

　　2014年6月，陕西省委出台《市县党政领导干部在工作地安家的意见》和《关于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的意见》等规定。前一个政策要求新提拔的市县党政领导干部，要以在工作地安家作为前置条件；已任的尚未在工作地安家的，要逐步实现就地安家；决不允许把家安在宾馆、酒店、招待所；后一个要求对新提拔领导干部实行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将申报对象范围从省管干部延伸到省直机关正处级干部。申报的内容则涉及非常广，包括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和共同生活子女所属的财产，具体包括：房产、车辆、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含股票、期货、基金、债券、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

　　陕西省委出台的上述政策，为治理一直以来存在的一家“两制”现象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蓝本。“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灵魂。”陕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毛万春在去年6月召开的一次落实省委从严管理干部要求座谈会上的这句话颇具意味。

　　对于一家“两制”的治理，郭兴全认为，一方面党中央得高举“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大旗，在制度上完善各项干部管理制度，特别是把挂在墙上的制度变成活的，坚决执行；另一方面，在事后的惩罚机制上，党纪一定要严于国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地方党政系统的良好政治生态，紧防出现‘择劣机制’和‘排优机制’。”郭兴全说，权力得到监督，透明、阳光地运作，包括家庭腐败在内的贪腐的根由也就不存在了。

　　在制度上完善的同时，张炜达认为家风建设和领导者个人素养的提高也同样重要。因为对家庭而言，官员通常是一个家族中的佼佼者，他的行为方式对于亲戚朋友具有一种示范和教育的作用。自己正，家人才能正。正如古人所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治理如一家两制式的家庭腐败，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不大，建立一种全方位的长效治理机制才是上策。”张炜达说。(记者 张权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