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该不该管群众办酒席

　　最近，四川通江县人民政府网发布了一则规范操办酒席的通知，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办酒席的范围进行规范之外，还对居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规定只可以操办婚嫁酒、丧事酒和寿酒等三类酒宴，升学、满月等一律不允许操办酒宴；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

　　官方出台专门规定，对民间摆酒严加限制，此类举动并不多见。在一般围观者看来，这一做法颇有干涉民众私权之嫌，但当地政府部门却有一套义正词严的说辞。就这样，由官方意志所强推的“移风易俗”，再次引发了一场权利与“效用”之争。

　　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的逻辑中，通过出台行政文件来施加影响，是重塑民俗最有效率的方式。据报道，通江县摆酒设宴之盛、人情消费之高，确实远远超出合理范畴，以至于各方无不怨声载道。既然这一现象业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公共职能部门的确该有所作为。但是，倘若一味强求“治理”的立竿见影，而忽略了必要的耐心与技巧，动辄放出简单粗暴的“行政通知”，注定会遭遇民意反弹。

　　公共治理从不能只以“效用”为唯一诉求，更要合乎道德合法性的要求。通江县规范办酒的通知，一方面遏制了民众自主安排生活的自由，另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市场公平经营的权利。这种强硬施加官方意志的做派，对民间社会缺少必要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在二三线城市，更容易滋生公权力粗暴干预个体生活之事。究其因，既是由于这类地方的官民话语权更趋失衡，民众无力对官方决策施加足够影响，也是由于其内部权力运作尚未真正规范化、体系化，对重大行政决策缺乏合法性审查，势必容易产生诸多随意、荒诞的“决定”。

　　当地试图改变“落后民俗”的初衷可以理解，但需要重申的是，这一进程终究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以恪守公权伦理、尊重民众权利为前提。毕竟，任何公共决策的落地效果，并不取决于其是否足够强硬或严厉，而取决于其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获得支持。(蒋璟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