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报：反家暴成共识 中国需立法也需文化改造

　　中新网2月6日电 美国《侨报》5日刊发社论称，李阳案使家庭暴力受到广泛关注，反对家庭暴力在中国大陆已经获得官方与民间共识。社论指出，在中国乃至华人文化圈，反对家庭暴力不仅需要立法，还需要从文化改造入手，改变妇女的传统观念，切实保护自己的权利。

　　社论摘编如下：

　　一段知名的中美跨国婚姻终结了。“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与美国妻子Kim因北京法院认定李阳存在家庭暴力行为，2月3日被判离婚。法院认定，李阳在婚后对Kim进行多次殴打，一年回家仅20天，存在“家庭暴力”与精神暴力。“清官难断家务事”，抛开离婚案的是非，如果说，其之所以引起关注，仅仅是因为当事人的身份特殊，那么随之走近人们视野的则是家暴这一全球性问题。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家暴”是指亲密伴侣或前伴侣的行为导致身体、性或心理伤害，包括身体侵犯、强迫性行为、心理虐待和控制行为。它是一个跨越了国界、意识形态、阶级和族群的全球问题。据统计，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曾受到过丈夫或男友的虐待，它在中国存在，在美国同样。

　　来自中国妇联近日发布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可以说大陆家暴问题并不乐观。李阳家暴的现成例子之外，在大陆更屡见不鲜的是，男子当街对其配偶拳脚相加，当围观者谴责时，则理直气壮的回以“我打我老婆”。

　　家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对施暴对象、家庭与社会都构成伤害，在对象的身体与精神受到双重打击后，亦会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更会波及整个社会。当女性遭遇家暴，其社会价值的发挥将受到精神创伤后的影响，最终导致社会总功能在无形中受到损失。而在中国更为直接的损害就是，有大部分农村妇女的自杀悲剧是因为家暴。

　　李阳离婚案，暴露出了家暴行为，与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无关，而是与人类普遍存在的男权思想、个人认可暴力的思维以及婚姻的关系有关联。而解决家暴问题，通行的解决之道就是立法，包括美国在内，全球有约80个国家有“反家暴”的立法。当施暴者意识到“我打我老婆”，不是家庭纠纷，不是天经地义，而是触犯法律，要付出代价的行为时，就会掂量再三，对于有着理性思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更是如此。

　　而中国的尴尬之处在于，恰恰目前还未有《反家庭暴力法》。李阳离婚案虽然并非大陆首例因家暴而被判离婚的案件，但它引起关注的特殊性就在于，在中国这个尚未有“反家庭暴力法”的国家中，一位已有该法的国家的美国公民通过公开声张，获得了中国法律与舆论的支持。这显示出“反家暴“在大陆已经获得了官方与民间的共识。

　　但与此同时，对于整个华人文化圈而言，解决家暴问题，还面临着一道中国难题，或者说是中华文化难题。中国传统社会惯性之下，女性的女权思想仍然缺乏，这一点在中国农村尤为突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仍在，对挨打受辱逆来顺受，而“家丑不可外扬”的思维，更是让中国诸多现代都市女性，乃至在美国的华人也在受到家暴后，放弃了向司法、警方等部门寻求帮助，而选择忍辱吞声。

　　庆幸的是，在官民对“反家暴”越来越有共识后，中国的“反家暴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当这部国家级法律出台，摆脱现有借助他法的“事后惩戒”，改以名正言顺的“事前预防”，建立国际通行标准的“人身保护令”，对于那些或明或暗的“家暴”受害者而言，无疑是福音。

　　但是，光有立法显然是不够的。在有着健全的“反家暴法”的美国，由于华裔家暴受害者的隐忍，华裔家庭的家暴犯罪依然高发。中国“反家暴”，面对的不仅有那些农村中法制意识淡薄的女性，还有那些懂法律却由于文化原因不能站出来反对家暴的现代女性。

　　因此，在中国，当立法计划启动时，还应着力从心理疏导、文化改造等方面，通过或官方或民间的团体教育与宣传，渐次“移风易俗”，让法律有用物之地，让家暴施害者三思而后行，让弱者不再受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