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报：应理性看待一些日企离开中国回归本土

　　中新网7月5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日刊载《安倍经济学亟需本土的“再工业化”？》一文，文章指出，目前，一些日本的企业离开中国回流至日本本土的现象仅限于个别企业，并未形成明显的趋势，短期内也很难出现大规模撤资的可能。过度解读或放大个别日企选择离开中国、回归日本本土的经济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同时，一旦这种非理性中再掺杂非善意的政治因素在内，市场理性就会变味成政治非理性。

　　文章摘编如下：

　　近期有报道称，日本欧姆龙公司已决定从2014年起，重启在日本本土的电子血压计生产线，部分原来在中国制造的电子血压计将迁回日本生产。消息不胫而走，引发经济界的热议。与此同时，联想起不久前日本山田电机关闭在天津的门店，以及松下年初关闭在上海的等离子电视工厂等，不禁使人浮想联翩。难道是日企掀起了“本土回归潮”？面对种种疑问，有必要就个别日本企业的回归进行理性解读。

　　毋庸置疑，无论是当前的日本经济，还是执政的安倍政府，都急需看到日本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为此，安倍政府借助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超宽松的量化货币政策以及倚重民间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大规模地刺激、引导，甚至规划日本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方向。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板块之一就是重振国内制造类产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被视为日本的“再工业化”。这样一来，似乎就不难理解日本企业的本土回归，而回归的直接动因就 是为“再工业化”添砖加瓦。

　　但是，若细致分析日本经济的现实背景及安倍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战略，就会发觉上述的逻辑完全是个悖论。实际上，就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的方向而言，并不可能依靠海外企业回迁以带动国内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并以此谋求制造业的重新崛起。换言之，日本“再工业化”的现实路线是倚重现有制造业的再发展， 即在原有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制造类产业的基础上，不断融入能够引领国际先进技术发展趋势、富有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力。这亦可以被视为“安倍经济学”以及整个日本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当然，为了稳妥并高效地实现这一重大战略目标，需要日本政府实施一系列涉及财政、税收、金融、产业革新、移民等领域的相关政策。至此，这无疑会吸引一些海外企业的赴日投资及本土企业的继续驻留，但其根本目标绝不是所有的企业，尤其是高人工成本和低技术含量的制造类企业。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当前中日间的经济合作着实受到政治气氛的干扰，致使日本国内鼓吹“经济脱离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日本右翼势力的政治搅局扩大了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致使两国的经济合作接近于“半休克”状态。再加上一直以来日本国内的经济界及学界本身就存在“中国+1”的讨论，即希望通过分散在华的集中投资，以避免“一个篮子放鸡蛋”所带来的风险集聚。这些因素的叠加不可避免地会对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意愿造成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减缓了日本对华投资的增长趋势。

　　不久前，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发布的“2012年度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关于今后计划重点开展业务的国家或地区(多 选)，选择东盟地区的企业占总数的44.7%，首次位居榜首；而自此调查实施以来一直稳居榜首的中国，其占比降为36.7%，首次跌至第二位。更为重要的是，逾半数的被调查企业希望安倍政府能够改善日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真实地反映了当前日本企业在进行对华投资时的矛盾心理。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今天，企业以自身发展的需要为基本出发点，选择合适的地区或国家进行投资、生产或销售，完全是市场调节的重要结果。换言之，企业在决定发展路径时，仍把企业利益的多与少作为基本判断标准。因此，过度解读或放大个别日企选择离开中国、回归日本本土的经济行为都是非理性的。同时，一旦这种非理性中再掺杂非善意的政治因素在内，市场理性就会变味成政治非理性。

　　就目前而言，离开中国回流至日本本土的现象仅限于个别企业，并未形成明显的趋势，短期内也很难出现大规模撤资的可能。尽管如此，中国人工成本及基础设施利用成本的上升，因此，应该注重引导企业关注的焦点由“制造优势”转至“市场优势”，突出中国市场的规模性与包容性，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的优势并非是丧失殆尽，而是亟待开发。(陈友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