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载文评严祛四风：中共必须再次“进京赶考”

　　中新网7月31日电 香港《大公报》今日刊文《中共必须再次“进京赶考” 》，该文指出，习近平再提“进京赶考”，是为中共在当今能否成为合格的执政党，出了一道严峻考题。只要中央带头严祛四风，群众认真监督责无旁贷，有望使执政党“再次赶考”获得好分数。

　　文章摘编如下：

　　7月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纪念馆，鲜花铺就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个大字分外引人瞩目。他对县乡村干部和群众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笔者以为，习总书记再提“进京赶考”，是为中共在当今能否成为合格的执政党，出了一道严峻考题。

　　迎接使命 接受挑战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普普通通一句话，今天听来格外震耳。因为中国执政党的许多干部党员，已不记得这句话。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说“背叛”有些言过其实，那么“背离”可谓恰如其分。因为确实有许多党员乃至高官，已经忘记了过去。

　　曾记否，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发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史称“两个务必”号召，西柏坡成为中共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说“进京赶考”。可以说，中共从这里走向新中国。

　　60余年逝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执政党的“赶考”远未结束，面临“再次赶考”的严峻局面。习近平与西柏坡父老乡亲座谈时，开门见山地说“围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请大家有啥说啥。”

　　笔者以为，执政党若不彻底祛除“四风”，就不可能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就会失去执政基础。

　　习近平在西柏坡提了四问：“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两个务必’，主要基于哪些考虑？我们学的还有没有不深不透的？‘两个务必’耳熟能详，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不能深刻领会‘两个务必’，使之更好指导当前党的建设？今天如何结合新的形势弘扬？”总书记的深沉思考，目的在于“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笔者记得，当年黄炎培直问毛泽东：“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笔者也记得，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阐述了明末义军首领腐化陷于失败的历史教训。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生活腐化、乐而忘忧，是李自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笔者以为，从黄炎培提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到郭沫若所写“大轿门棍”、“玉带蓝袍”，都与习近平提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意出一辙。“四风”不除，必蠹蚀执政根基。

　　以史为镜 严祛四风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常自砥砺‘名利观’”文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笔者观今日之“四风”、之贪官，又有哪个不是为“利”所惑？从孔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白居易“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陶渊明“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皆古人对“利”之慧智。今天有些官员，竟是一刻不甘“寂寞”，白天竞逐名利场，夜来沉醉着温柔乡，以致“四风”日盛。

　　习近平指出，重要原因是“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为此，他提出严祛四风“六点”：一是“两个务必”从领导干部做起；二是中央政治局带头改进作风，给全党作好表率；三是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上率下；四是共产党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动真格抓，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五是各级领导干部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六是群众也有责任，就是多提建议、认真监督，责无旁贷。

　　笔者以为，只要中央带头严祛四风，群众认真监督责无旁贷，有望使执政党“再次赶考”获得好分数。(作者为资深评论员 陈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