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台湾军法信用破产 大破大立才能解民怨

　　中新网8月5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4日刊载社论《军法信用破产 大破大立才能解民怨》一文，文章指出，台湾当局在台士兵猝死案侦查起诉中的一连串作为不可谓不用心，但社会以及死者家属始终不能相信当局有心透过军法程序发掘事实真相，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台湾军法系统的体制与运作习性在洪案中还原真相的要求，必然捉襟见肘，破绽百出。

　　文章摘编如下：

　　洪仲丘案延烧，3日“1985联盟”号召数万民众走上凯道送别仲丘，可知此案引起的社会效应犹是方兴未艾！

　　就在数日之前，台湾防卫部门负责人因此案下台，新旧两位负责人先后亲至洪家致歉；军检也已加紧脚步，一口气起诉18名被告，上至旅长，下至戒护人员，似乎一网打尽；台军事法庭旋于次日公开审理，法官问案不假词色；另外桃检侦办湮灭证据案亦告终结，确认禁闭室监视器黑画面是设施问题，非遭人为删除，遂做成不起诉处分。至此观者也许有个疑问，一连串的作为，为何不能平息社会舆论的质疑，为何洪家始终不能相信当局有心透过军法程序发掘事实真相，还社会及家属一个公道？

　　我们以为，问题出在要以军法系统的体制与运作习性在洪案中还原真相的要求，必然捉襟见肘，破绽百出。军法体制的传统思维，是为了建立统帅权的指挥无碍而非为了追求法治正义。洪仲丘案引起“立法院”讨论修正“军事审判法”，立有军方背景的“委员”强烈反对，多少反映了军方巩固统帅权的观念牢不可破的程度。

　　而洪案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案是要破除上级指挥系统的不当干预以追求个案法治正义。这就使得军方高层，从台“三军统帅”到防卫部门负责人，都不能也不敢过问洪案的侦查与审判方向及内容。偏偏台湾军方高层为了表示负责，又必须一再宣示侦办到底的决心，使用像是“我们管定了”一类的语言安抚人心，然而这类表达方式一方面形成了高层可以指挥办案的印象，另一方面却又因为真正可以干预的部分极其有限，以致军法人员的表现一旦不符期待时，外界必会归罪统帅高层。

　　加上传统思维的影响，军法人员多有维护并稳定权力指挥系统的惯性，除非获得高层指示，习于遵守办小不办大、向下不向上发展的政策指标。既不以追求个案法治正义为终极目的，军法系统的先天上已无足以赢得家属或者社会信赖的体质。在高层不容插手，又不借重司法系统协助办案的前提下，任由军法系统自力自主办案，几已注定会让外界失望的结果。

　　说的直白些，军事司法系统如果一向只知道根据上级指示的方向办案，其人员到了必须以追求个案公平正义为鹄的的时候，是否真正具备追求公平正义所需要的能力，其实必也遭到怀疑，这正是本案的困境所在。

　　追求个案公平正义的刑事司法程序，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无罪推定，用以约束法官；检察官固应了解法官是基于无罪推定审判，但是必不可能彻底实行无罪推定，检方办案若对每个人都推定无罪，恐无可以起诉之人。因此检方办案的正常作为，该是一方面大胆假设、一方面小心求证。今天我们无意自任审判判断洪案之中到底是谁犯了什么罪名，但是冷静旁观军检的起诉，彷佛看到了军检奉行无罪推定而竟要逼使军事法庭法官推定有罪以为补救的诡异现象，然而此种状态果然存在，就是司法正义系统的重大扭曲！

　　何以如此论断呢？依照洪家家属的感受，心中最大的疑问乃是洪仲丘被关禁闭致遭不测，是否营中有人集体有意置之于死地以报私仇？若是并无积极故意，有无未必故意存在？这本是控方办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应有的射程范围，但是军检起诉完全未朝此方向侦查，反似自始即已排除共同杀人的可能性，而且认定虐待致死乃是一人所为，而不是共同的行为。起诉基调一旦设定共犯结构并不存在，也正就是军事法庭谕令被告并无串供之虞可以交保免予羁押的根据。

　　然则军检的起诉书中对于虐待动机，明显交待不足，也不免予人避重就轻的观感。再加上军检为起诉召开的记者会中，未经多方假设即已设定只想办小不想办大的意态十足，事后针对家属质疑，检察长甚至说出受到突袭的话语，在在使人印证军检挥之不去的压低层级、缩小打击范围的护短心思。

　　一旦军检的种种言行坐实了“不为” 远胜于“不能”的观感，而军事法庭既不能改采有罪推定进行审判，又会因为缺乏军检提供有力证据难以变更起诉罪名，想要民间重建军法机关求取公平正义的信心，戞戞乎难矣！

　　明乎此，台军方还要继续眼睁睁地看着洪案正义难伸，军法信用破产，而犹不愿尝试任何大破大立的改革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