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刊：中国新城镇化要有深度 社会结构将更匀称

　　中新网8月9日电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刊载文章指出，中国在努力推进新城镇化，应主要聚焦在“新”和“深”上面。可以相信，中国的新城镇化必将改变中国原有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阶层结构，从而让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匀称。

　　文章摘编如下：

　　城镇化的过程是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的征程。自1978年以来，中国以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城镇化水平，迄今城镇人口已超过了乡村人口。近来，中国在努力推进新城镇化，也有人说要开展“深度城镇化”。“新”和“深”都为城镇化提出了难题。

　　一、在计算城镇化率时所统计的城镇人口，虽为城市常住人口，但不都是市民，只能算“半城镇化”。

　　二、两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处于“进不来，回不去”的境地。

　　三、城镇化决不是要把大城市特大化。特大化的城市最发达，但未必最宜居。

　　四、城镇化的重点应当放在变乡村为城镇。这样既可以实现城镇的均衡分布，又可以缓解大城市的压力。一般说，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周围应有十个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百万人口城市的周围应当有十个十万人口的城镇，才能宜居，才能良性互动。而要做到这样，广袤的西部该兴起多少城和镇？

　　五、城镇化的目的是发挥集约化的优势，我们的城市在产业结构、布局和流程、协作上还大有潜能可挖，大有文章可做。

　　六、大中城市也有城中村。它们是刚“摘掉乡村帽子”的城镇。村里虽然多数不是外来人口，但是在社会服务方面尚低于市中心的市民。因此，对大中城市来讲，自身也有个深度城镇化问题。

　　七、在努力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时，不仅要关注户籍，而且要关注城市文明素质的培养，加快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更新。城市文明并非全盘否定农耕文明，相反地要吸收农耕文明中的勤劳节俭、朴实诚恳的长处。

　　八、城镇化就是社会流动。流水不腐，人口流动是好事情，但是处理不好，流动性也会带来不稳定性。因此，在关注社会水平流动的同时，还要关注垂直流动，关注新市民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提升。新老市民要互帮互学，融为一体。

　　九、在正面弘扬城镇文明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城市无不有城市病：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犯罪率、精神病发病率比农村严重，以及“一墙之隔互不往来”的社会隔离加剧等等都是城市病。城市病并非不治之症，可是城市病多发还会引发城里人下乡的“逆城市化”现象。

　　十、城镇的万丈高楼是平地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城镇化中要节约用地，防止占地上的贪大，严守土地底线。要统筹非农人口转移的力度、速度和方位，确保资源承载力的底线。中国人的吃粮不能主要靠进口。要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避免把农民边缘化、农村空心化。

　　十一、要严守土地底线，就要明晰各类土地，尤其是农村耕地的所有权问题。如何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听证权、参与权、谈判权、发展权？要不要考虑开发后所带来的“级差地租”？土地的征收补偿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征地的费用如何计算？补偿后集体和个人如何分成？怎样防止克扣和截留？

　　十二、在关注农村空心化的同时，还要看到空心化的农村并非真空，那里驻扎着“993861”部队，这就是：老人、妇女、儿童。

　　承认城乡二元结构，不是要巩固二元结构，而是要缩小甚至消灭二元结构。可以相信，中国的新城镇化必将改变中国原有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和阶层结构，从而让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匀称。社会结构的匀称才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石，或者说是“源头”。　(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