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调的阿Q

　　鲁迅笔下的阿Q，原本是个没人瞧得起的“浑小子”，姓赵，在《百家姓》里排第一，可赵太爷却“给了他一个嘴巴”，反问，“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这时的阿Q毫无地位可言，总是抬不起头来。但自从阿Q进过几次城，便明显地高调起来。

　　在天色将黑时，阿Q睡眼蒙眬地出现在未庄酒店门前，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上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地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明眼人一看，阿Q是在显富。阿Q似乎不太满意城里人，对邻居说，城里人将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女人走路也扭得不很好。说这些时，并不是阿Q真的不满意，而是在炫耀自己的见识，一副自豪得意的样子。接下来，阿Q便夸耀起城里人的洋气，如未庄乡下人不过打三十二张的竹牌，只有庄上的假洋鬼子能够叉“麻酱”，可城里却连小乌龟子都叉得精熟。而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里十几岁的小乌龟子手里，也就立刻是“小鬼见阎 王”。特别是吹到杀革命党，连说“好看”，并扬起右手照着伸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后项窝上直劈下去道：“嚓！”惊得王胡电光石火似地赶紧缩头，无不悚然。阿Q曾经不是王胡的对手，常遭欺负，这个动作正是阿Q对王胡的一种报复，通常高调的人都会有这么一手。

　　阿Q为何会在长了点见识之后就如此地高调，我分析，一方面是可以满足他的虚荣心，毕竟，成为公众人物、让众人仰慕是一件让人十分愉快的事情，从古自今莫不如是，否则，而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明星想方设法要引起人们的注意。阿Q高调地出现在未庄后，紧接着就开始销售他从城里弄来的绸裙和洋纱衫之类物品。但高调毕竟不是一件稳妥的 事，树大招风，很快，未庄人就对他起了疑心，“有一班闲人们却还要寻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细”。结果，发现阿Q只是个“小脚色”，“不但不能上墙，并且不能进洞，只站在洞外接东西”，到此，阿Q的高调土崩瓦解，最终走上断头台。

　　从古至今，但凡在声名显赫之后就行为举止高调起来的人，无论是为官、经商抑或从艺，结果大都不太妙，因此，有个成语叫“皇帝话少”。翻遍历史书，历代皇帝中侃侃而谈的不多，不是他们不会说话，而是担心言多必失，给 人留下话把子。皇帝姑且如此，何况一介草民。倒是一些得志小人往往会处处显摆，高调得很。近日看到一则关于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重臣曹振镛奉为圭臬的 处事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这位曹大人待人和气，从不摆官架子。宫里门多，每次与其他人一道进出时总是谦让一番，一副低三下四的样子，弄得别人无所适从。道光皇帝考试翰林，出一道题谁也不解。皇帝怒斥翰林不学无术，便问曹振镛懂不懂。他细看几遍，表示也不懂。实际上，他是装蠢，不愿得罪众翰林。还有一次早朝结束，道光皇帝留下曹振镛，悄悄问他鸡蛋多少钱一个？曹振镛立马明白，皇帝怀疑御膳房吃了回扣。曹振镛不愿因此与内务府的御膳房结怨，便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有人说曹振镛是滑头，写《一剪梅》词讽刺他。其实不尽然，在尔虞我诈的社会，如果事事高调非出麻烦不可。

　　实际上，曹振镛之所以能成为官场常青树，和其工作建树不无关系。他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都能尽心尽力，从不出错。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 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世代享有特权。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权，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这一改革严重损害盐商利益， 也损害曹振镛亲属的利益，亲属纷纷向曹振镛投诉，可他却以“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能把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古往今来是不多的。曹振镛的低调有明哲保身的意思，但凡事低调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如今，低调做人处事者倒更像是一个另类，浮躁已成通病，人们大都在期盼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成为万人仰慕的偶像。连学者都不再甘于寂寞，更多地乐于抛头露面，做些伪学问，再难出现真正的隐士。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文：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