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报：地铁杀人案犯反社会人格给司法和社会挑战

　　中新网7月28日电 台湾检方日前以“大规模杀人罪”将台北捷运(地铁)杀人案被告郑捷求处死刑，郑捷当庭仍不在乎地抖脚、冷笑。台湾《联合报》28日社论表示，郑捷的行为仍叫人百思不解。这究竟是杀人动漫无意中播下的凶残种子，或是年轻世代无法因应现实挫折的厌世暴行，仍有待社会心理学家进一步探索。同时也留给司法一个极大的课题，要对这起捷运连续杀人事件作出更多发现、解读与究责。

　　文章摘编如下：

　　在56秒之间夺走4命、并刺伤20多人，郑捷除了留给家属无尽的伤痛、民众无以名状的惊恐外，也留给司法一个极大的课题，要对这起捷运连续杀人事件作出更多发现、解读与究责。事实上，许多民众心中都怀着一个莫大的疑问：像这样没有前科、没有动机却任意挥刀杀人的冷血青年，究竟是在什么情境下成长出来的？除了郑捷，台湾其他角落是不是还有这类暗藏杀机的新人类？这样的心理和行为有没有矫治可能？

　　从这次检方的起诉书，人们其实看不到太多新的线索，也看不到更具深度的犯罪分析。起诉报告中确定的是，郑捷具有“反社会人格”及“自恋人格”特质，因小学时期与两名女同学发生纠纷而立誓报仇，因无法杀害对方，而决定以“随机杀人”代替。此外，郑捷在行凶时意识清楚，经鉴定并无精神疾病，在侦讯过程中他也表现得“毫无悔意”，不时冷笑，并坚拒向被害人家属致歉；检方因而认为他罪无可赦，而以4个杀人罪和20个杀人未遂罪求处死刑。

　　在这起当众杀戮事件中，郑捷之罪行并没有遭冤屈或错抓的可能；然而，比起误判，如何论断他应生或应死的课题，其实更加艰难。过去，法官形成死刑的定见通常放在心里，充其量笼统交代；前年底，“最高法院”开始公开辩论上诉的死刑案件，随后做出的定论、发回或自为判决等，遂逐渐建构出判死的观照因素，死刑审判始粗具可供观察的指标。

　　诸如，法官更重视侦审过程的正当法律程序，除严格的证据调查，还要求应先审问被告的犯罪事实，才能询问审酌科刑的资料，以免先入为主；对证据的提示、辩护功能之确实践行，也都不放过。

　　此外，“最高法院”要求对“刑法”第57条科刑应斟酌的事项“盘点清查”，就犯案动机、目的、所受刺激、手段，犯罪者的生活状况、品行、智识程度、与被害人关系，对所造成的危害及犯罪后的态度等逐项厘清，才能作出裁罚。“最高法院”要求对被告的精神鉴定不仅限于犯罪时，也包括裁判时的状态；前者是减刑或不罚事由，后者涉及可否判处或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并要求，若判死刑，检辩要经过量刑辩论，不能由法官私下裁判。“最高法院”也挑剔被告接受矫正教化的可能性，要求下级审须提出被告“无从矫正”的凭据，不能以一句“非死刑不可”带过。

　　观察这次新北地检署的做法，除进行了精神鉴定，并搜集郑捷童年至今的成长资料，论述他犯罪时确有辨识违法能力及犯案动机的形成，并经由解剖确认郑捷刺刀在被害人体内翻转的确定杀意，也论及被害人家庭所受的损害等，论证可谓较以往充实许多。至于郑捷的人格异常，是否符合“国际公约”不得判处死刑的精神障碍范围，以及有无教化矫正的可能性，均将影响他最后的生死。

　　郑捷案备受社会瞩目，也因此，侦查一开始就细致深入，进行精神鉴定。从此案起，我们重新审视死刑审判的过程与执行，除了郑捷案，也希望每一件可能判决死刑的案件都能遵守严格的法律程序，尽可能以一致的标准完成艰难的生死拔河。

　　最令人遗憾的是，郑捷犯下如此凶残的暴行，但他行凶动机至今依然没有清晰的答案。若说是从小对女同学的恨意累增至今，由于被退学的挫折及对就业的无望而再度被激发，然后随机发泄在素不相识的同车乘客身上，郑捷的行为仍叫人百思不解。这究竟是杀人动漫无意中播下的凶残种子，或是年轻世代无法因应现实挫折的厌世暴行，仍有待社会心理学家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