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在经济世界 文化也决定一切

　　中新网8月11日电 台湾《联合报》11日文章称，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格林斯潘和每个人──尽管只有少数人的能见度像他那么高──不得不对风险管理与经济预测的某些根本假设产生怀疑，因为放眼世界各地，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决策圈要角事先预见这场风暴。格林斯潘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特别容易拖累经济的进展。

　　文章摘编如下：

　　我所谓的文化，是指社会上的成员所共同认定的价值观。社会成员们从小被灌输这些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更是普遍存在于生活的每个层面。在我们追求物质商品及服务，乃至于建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文化的影响更是显著，它会影响我们选择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

　　一般人对日常生活挑战的多数直觉与习惯性响应方式，也都取决于文化。文化涵盖了能让日常生活中众多复杂决策得以自动完成的行为法则，所以它能去除我们生活中大量不必要的紧绷感。文化甚至可能包罗万象，因为它存在于很多宗教信仰，而且绝非附属品。

　　除了欧元历史所呈现的铁证，我们身边也充斥文化对经济影响重大的例子。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在2000年和日本时任财政大臣宫泽喜一的一段谈话。我告诉他，我认为只要清算被隐匿起来的不良贷款，日本就能更快速走出1990年股票崩盘余波所造成的经济萧条。

　　日本的银行业者，习惯采用一种贷款宽限政策，银行不愿意收回贷款，尤其是违约的房地产贷款，遑论清算担保品。而收回贷款并清算担保品，是西方银行业者处理类似问题的标准程序。当时宫泽大臣回答，那种激烈的行为，不符合“日本人的做事方式”。在某些情况下，收回贷款并促使贷款人破产，会让他们很没面子。他告诉我，日本人不会用这种方式做事，因为在日本文化里，“面子”非常重要。

　　过了十年后，那种文化的深刻影响力，又活生生展现在2011年大海啸导致日本福岛核电厂瘫痪的因应方式上。日本国会的东京电力福岛核能发电厂事故调查委员会主席黑川清强调，这场危机的成因是“根深蒂固的日本文化传统……我们反射性的盲从；我们不愿意质疑当权者；……我们的团体主义；以及我们的岛国偏狭性格……如果其他日本人也面临和必须为这次意外事件负责者一样的处境，结果极可能相同。”

　　民粹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特别容易拖累经济的进展。我在《我们的新世界》一书里提到，经济民粹主义者很清楚自己的愤恨不平，却无法提出可靠的方式来解决这些不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各自明确描述了财富创造与生活水平提升的必要条件，但民粹主义却没有，只是把痛苦吶喊出来而已。

　　我个人的经验是，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继续和美国作对。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尤其不屈不挠，直到死的那一天，他都还是反美情结的头号粉丝。

　　不过，文化终究可能慢慢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都推行过一些失败的民粹主义政策。但后来这几个原本受民粹主义者驱动的经济体，都成功采纳了较符合市场原理的政策，尽管过程难免曲折，但最后还是在近几年间，实现了可观的无通膨成长。

　　然而，战后阿根廷的经验，却更令人不得不严肃以对。一系列失败的经济计划，和断断续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期，导致经济变得非常不稳定。到1991年，整个情势变得更令人绝望。于是，当时刚当选总统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向见多识广的财政部长多明哥‧卡瓦洛(Domingo Cavallo)求助。

　　在总统的背书之下，卡瓦洛实施了一阿根廷披索兑换一美元的汇率连动政策。这是极端危险的策略，有可能在实施后几个小时内就瓦解。不过，他果敢的行动及看似可靠的承诺，确实让世界金融市场参与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于是，阿根廷的利率大幅降低，年度通货膨胀率也从1990年3月的几近百分之两万，降到1991年年底的个位数。当时的我，对此感到非常不可思议，而且对阿根廷未来满怀希望。

　　然而，随着根深蒂固的民粹政策死灰复燃，美元贷款能量的缓冲，遂又渐渐无情地降低。结果，阿根廷央行为了支持披索︱美元平价(parity)，只好不断向海外借美元，再拿这些美元回到国内买披索，但这个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不过，让我大感意外的是，金融市场在相对短时间内就恢复平静。因为剧贬的披索，反而让阿根廷的外销收入大幅回升，经济活动亦受到带动。

　　这个情境特别令我难忘，并不是因为阿根廷领袖未能在2001年，引导国家进行维护披索与美元连结汇价所需要的财政及货币紧缩，导致所有努力功亏一篑。我对这个事件特别有感的原因是，曾经有一段时间，阿根廷政府确实成功说服人民，继续为了维持这个钉住政策而进行必要的节制。

　　那个政策的目标，显然是要引导文化价值观朝有建设性的方向转变，它理当能让阿根廷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的国际地位。但事实一如往常地证明，文化惯性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那次事件的种种余波，让阿根廷迄今都难以在经济政策上获得突破。(转载自格林斯潘新书《世界经济的未来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