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重罚无效 台湾反酒驾需借助社会力

　　中新网5月11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11日发表社论称，严刑峻法不足以改变台湾的喝酒文化及民众的酒后惯性行为，社会必须对酒驾形成“群体制约”力量，形成共同的鄙夷、谴责氛围，要严重到逼使酒驾者必须花很大的代价去化解社会敌视，如此才能形成每一个角落都在谴责酒驾行为的社会气氛，才能替代拼酒文化，有效减少酒驾案件。

　　文章摘编如下：

　　台湾花莲吉安派出所副所长蓝周信执行巡逻勤务时遭小客车撞死，又是一起酒驾夺命事故。去年5月底因柯文哲台大医院急诊室得力助手曾御慈医师遭酒驾夺命，台“立法院”在舆论强大压力下迅速修法大幅加重刑责，警察机关也加大执法力度。但修法至今将近1年，显示酒驾重罚政策并无效果，酒驾案件反而从每月730余件增至超过840件，酒驾杀人案件仍然充斥新闻时段与版面，酒驾罚愈重，案件愈多。

　　修法后的酒驾处罚不可谓不严，刑度、罚款、吊照等罚则应该会让酒驾行为人有“痛感”，照理说应该可以收到足够的吓阻作用。但显然严刑峻法仍不足以改变台湾的喝酒文化及民众的酒后惯性行为。每当重大酒驾意外事件发生，民众就要求加重罚则，认为移植美国重罚政策可以奏效。司法与警政单位也相信重罚可以遏止酒驾，多次降低酒测值认定标准，也试图推动“连坐法”，酒驾案件同车乘客将一并受罚。一旦实施，很可能造成酒醉者坚持开车、酒友劝阻无力，却为避免受连坐处分而放纵酒醉者茫茫然上道，肇事风险更大。这种直线式与惯性的简单思维非常危险。

　　警政单位也曾提出另一种直觉式的想法，就是处罚酒店，若对顾客饮酒毫无节制，持续供应酒醉者酒精饮料，要处罚店家，这显然有法律竞合的问题，也违反商家“宪法”赋予的生存权保障，商家并不负禁止酒客过量饮酒义务；不要说修法很难通过，连草案设想离成案都有很大的距离。

　　提供酒客代驾服务应该是可行的对策，近年代驾服务业有成长的趋势，但制度规划完备程度远不及同样有拼酒文化的韩国，成效也不及韩国。代驾服务业要能够吸引酒客乐意放弃驾车，上位源头当然是重罚酒驾，但饮酒从醺醺然到丧失行为能力界线很模糊，要让代驾服务能降低酒客驾车意愿，代驾司机必须能在极短时间内抵达酒客泊车地点，收费也不能太高，至少不能比出租车高出太多。

　　台湾的代驾服务能够有效禁绝酒驾事故悲剧的的发生吗？恐怕很难！这与拼酒文化有关。台湾人拼酒有根深蒂固的豪迈、交心等文化因素在内，很容易喝到失去行为判断能力，一旦失去判断能力，处罚再重，代驾服务再方便也是枉然。

　　凡涉及文化、民俗底蕴的习惯，要去“移风易俗”，就得形塑出新的文化元素替代或压制旧的文化元素。譬如酒驾，必须社会对酒驾形成“群体制约”力量，未必是厌恶饮酒，但对酒后驾车要形成强烈的社会集体厌恶，形成共同的鄙夷、谴责氛围，要严重到逼使酒驾者必须花很大的代价去化解社会敌视，如此才能形成每一个角落都在谴责酒驾行为的社会气氛，才能替代拼酒文化，有效减少酒驾案件。

　　发起并形成“群体制约”，必须要靠社会运动，这在台湾，前有“拒绝二手烟”的成功经验可以援引。比较拒绝二手烟与拒绝酒驾运动的难度，显然前者要难一些；当年部队里官士兵每人每月配烟10包，抽烟从入伍服役起就被认可、鼓励；但部队或任一行业并无配酒制度；何况眼前要推动的不是拒绝饮酒文化，只是唾弃酒后驾车，难度应该较低。

　　1980年代董氏基金会发起拒绝二手烟运动，应可借镜为新一波拒绝酒驾、形成“群体制约”社会氛围的宝贵经验。董氏基金会初期只是呼吁瘾君子吞云吐雾时，注意到其他人有“嫌烟权”；想捻根烟快乐似神仙时，请注意他人不同意的目光。拒烟运动成功很快形成社会氛围，之后配合“烟害防制法”制订，成功地让拒绝二手烟达阵。

　　相较酒驾行为伤害无辜第三者及其家庭的严重程度，我们呼吁，必须发起新一波社会运动，让酒驾者明显感受到社会强烈鄙夷，才能让酒驾行为被社会彻底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