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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城中村改造初告“破局”

2013年07月24日 16:48 来源:文汇报 参与互动(0)

  □在城中村改造项目中,村民对拿不拿城镇户口根本不关心。2004年,成都就开始城乡一体化的尝试,目前拥有城乡并轨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公共服务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几乎没有差别,这让“市民”失去了诱惑力。

  □在专家看来,搬迁问题的初步解决只是城中村改造的第一步,如果村民无法在城市中长期立足,他们和城市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爆发。政府应该在重视经济补偿的同时,解决人的发展问题。

  □政府在拆迁之后都会对村民进行免费培训,可这些培训主要针对的是美发、洗车、保安等工作岗位,忽视了如今的农二代不希望从事这些工作。提升就业培训层次,多搞些创业培训,让走出城中村的人们体面地过上市民生活,这是新形势下农二代的需求。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不断推进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的农村被划入城区,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

  在大部分城中村,“村民”过着别样的生活,“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风景独特;随处可见几家的孩子聚在一起吃或玩;老人们不用为了买菜去挤公交车;他们随口就可以叫出街坊邻居的名字……可与此同时,这里经常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是迫切需要改造的地方。

  2012年初,成都“北改”正式启动。据成都市委宣传部介绍,“北改”是成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时间跨度长达5年,涉及旧城改造、民生与社会建设、圈层融合等诸多方面。而金牛区有78%的面积和85万人口涉及“北改”,被称为成都“北改第一区”。

  金牛区是成都市发展较早的中心城区,经济总量位居成都19个区(市)县之首,一度享有“西部第一区”的美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向东向南”发展战略的实施,处于成都北城的金牛区逐渐成为了中心城区生产力布局最落后、城市整体面貌最差、流动人口最集中、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区域,特别是以茶(店村)花(照村)片区等为代表的一批危旧房,房屋破损严重、安全隐患突出、历史遗留问题迟迟难以解决。在此次“北改”中,茶花改造项目也成为全市最大的城中村改造项目。

  7月初,趁着暴雨间隙,记者从都江堰来到营门口街道,实地探访茶花片区的改造进展。目前,这里已经完成了80%以上的旧房拆迁工作,安置房小区最快今年就可以接受居民原地返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的城中村村民大多表示,政府的改造方案还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老房子都拆光了,原来在城中村租房的来蓉打工人员根本付不起高楼大厦的租金,这些人在哪安身恐怕会成为城市管理者面临的新问题。

  每月“种”出一两万元房租

  茶花片区,位于成都二环以外三环以内,是整个西北方向出城的必经之路,这里原本拥有绝佳的发展条件。可由于历史的原因,茶花片区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成了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典型的“城中村”。

  “1958年,茶店周边有几家大企业,当时就建了一个农民小区叫‘西光工地’,那时可算是高档小区。后经数十年扩建,形成了城北片区三环路内最大的城中村,这个片区曾有3000名常住居民、4万多名流动人口。”61岁的退休会计赖祖俊跟记者聊起了茶花片区的历史。

  赖祖俊原本是农民,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每天除了上班,还要顾及家里的1亩蔬菜地、1亩粮田以及1头猪。当然,孩子也是由她带。至今,她仍然觉得自己种的菜要比现在买的好吃。1992年,茶店二队将她的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每个月,她都可以从村里的土地租金中拿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费”。后来,她在原先的耕地上盖起了房子,每个月收取大量租金,她称之为“种房子”。

  “种房子”的远不止赖祖俊一家,茶花片区的每家每户基本上每个月都可以“种”出一两万元。房子盖多了,隐患也随之而来。

  “这里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天空,房屋之间相距较近,很容易发生火灾;住进来的什么人都有,身份复杂,治安隐患突出;小区里一到夏天就堆满垃圾,虫蝇乱飞,卫生环境极差。”由于原先的房屋已被夷为平地,村民赖明科给记者描绘了“北改”之前茶花片区的样子。

  徐泽云拆迁之后已经拿到城镇户口。他家里原先的耕地比较少,盖了20多间15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能收5000多元租金。在金牛区“北改”中,这些房屋拆除时依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成都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修订方案的批复》(川府函[2008]88号)进行补偿,每平方米150元;他的新房面积将根据人头来计算,每个人50平方米,老徐家预计可以拿到3套共200平方米的房子。他准备自己住一套,剩下的两套租出去,“肯定没以前那么多租金了,不过我以前有些老本,马上60岁了就可以领社保,生活上应该没什么问题。”

  一听到“北改”宣传,刚抱上孙子的老徐就搬出了老房子,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暂时居住,每个月租金在1400元左右,其中有550元由政府提供。他告诉记者:“城中村有啥不好的?我有房租收,邻里关系和谐。累了光着膀子喝瓶啤酒;闲了邀几个亲朋打打麻将扯扯家常。要不是为了我孙子能更好成长,我才不会搬到那些‘门一关就互不认识’的高楼大厦里呢。”

  他所说的高楼大厦,便是茶花片区原址建造的“锦西人家”,总投资7亿元,总建筑面积达29.5万平方米,所有配套都按商品房标准建设,包括绿化、农贸市场、幼儿园等。金牛区统建办的相关负责人曾经用“花园中的城市超级街区”来形容未来的茶花片区,“规划有1100亩,将是一个集商业、居住、城市综合体于一身的城西新中心。”

  “挖灶”,这一次把账算清楚

  “北改”之前,茶花片区经历过的统征、零征达10余次,其时间跨度达30余年,堪称“拆迁博物馆”。该地区属典型的城中村,有9个组涉及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在征地拆迁中得到解决。此次城中村改造的重点正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企业、水厂等集体资产的处置、剩余集体土地的流转以及失地农民的安置。营门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丹将这个过程称为“挖灶”:“以前征地都是小打小闹,问题解决得不好还可以继续找村里要生活费,这一次是彻底的,没有后路可退,因此一定要把账算清楚。”

  2012年2月,茶花片区被纳入“北改”范畴,以“北改”政策推进城中村改造。政策明确后,茶店村和花照村立马做了一件事,将两个村共计约2200万资产公开,然后按员、按各人的村龄分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要是这村子的人,每个村民都有份。赖祖俊在村里呆的时间比较长,拿的就多一些。“从1958年开始算,待一年就能拿到180元,我总共拿了9700多元。”

  其实,一开始集体资产的处理进程很慢。朱丹认为,村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怕集体资产被村领导贪污了。为此,一方面,街道在拆迁实践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实行工作全程审计,广泛接受群众监督;另外,他反复前往村民家中拉家常、做工作,让他们放宽心,告诉他们街道会将审计结果在村里各处张贴告示,以便所有村民都看见,最多的一家他来来回回跑了6次,“金牛区在城中村改造中创新工作思路,将原本工作结束后才有的审计环节提前到前期调查时进行,审计完毕后,调查数据会公示5天,接受群众监督。”

  有了这些扎实的工作,村民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村民先是不理解、抵触,后来支持北改,再后来就参与到北改中来,主动献计献策。”朱丹说,去年曾有村民先后4次找到街道办,不是来索要更多的拆迁补偿款,而是来商讨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行“北改”政策以及未来的规划。

  去年前,身高1米72的叶世伟体重曾飙入100公斤,可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体重已经降到了不到170斤,看起来匀称了许多。谈及“减肥”的秘诀,他笑着说:“我也是被逼的啊,房子拆了没租金收,虽然拿了一笔补偿款,可光出不进,钱迟早会花光。老婆劝我参加街道组织的就业培训,然后出去找工作,可培训每天都必须参加,15天后还要考试,程序太繁琐,我也不喜欢那些培训项目。”

  后来,小两口商量,还是决定自己当老板。叶世伟拿出5万元在市区开了一家服装店。现在,他每天生活都很规律,早上8点之前起床,晚上12点之前睡觉,“有时进货就辛苦些,早上4点多就要起床去批发市场,回来还要一件一件地贴标签,为了赶在9点之前开门,早饭都来不及吃。”

  他偶尔还是很怀念过去安逸的生活,那时每天中午12点才起床,吃过“早饭”就跟朋友们一起打麻将,打到晚饭时间再跟牌友们出去“潇洒”,每个月用于“Happy”的开销在3000元左右。而租客的房租,他一般都是实在无聊了再去收,收一圈就有万把块,“腰包里不可能没钱”。以前他买手机只挑最新款的,可如今,他开始学着攒钱。

  村民无所谓拿什么户口

  朱丹告诉记者,在茶花改造项目中,村民对拿什么户口根本不关心,项目难点还是拆迁款的补偿,曾经朝思暮想的城镇户口为何在这些农民眼中“没有任何意义”呢?2004年,成都就开始城乡一体化的尝试,到现在,成都拥有城乡并轨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在公共服务方面所享受的待遇几乎没有差别。城乡一体化的成功,让“市民”失去了诱惑力。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拆迁一般是一个耗时数年的工程,这期间如果农村家庭迎来娶妻或是新生儿降生等大喜事,这些“新农村人”会让这个家庭在补偿安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如果他们先转成城镇户口,那么补偿安置将只会惠及家庭的原有成员。

  此次改造的项目位于营门口街道茶店2、5、6组以及花照4组,其中集体土地征收1029.66亩,拆迁涉及企业388家,农户1008户,项目总投资预计将达30亿,截至目前已直接投入拆迁及建设资金达到了5.2亿元。尽管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但还是有不少农民抱怨赔偿过低。已经同意拆迁的几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不舒服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城中村土地不应跟边远农村土地等价;二是拆迁以来政策已有更新,可街道还是按照一开始补偿额较低的方案执行。“三环外的农村土地价值还没有显现,我们三环内的凭什么和他们按同一个标准补偿?”这些村民觉得自己的土地价值并未在经济回报中体现。

  朱丹也坦承,拆迁是一个长期过程,而政策基本上是两年一变,现在已从“88号函”更新为“99号函”,政府是为农民利益着想,可作为基层,街道办很难让现在答应拆迁的农民拿到新标准的补偿,“那会让先拆迁的人觉得不公平”。

  破旧的红砖房快拆完了,旧貌即将换新颜,该松口气了吗?很难。通过建造出租房,城中村农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很多手头不是很宽裕的外地务工人员,在城中村中生活着。相比于城市内的电梯房,茶花片区内的出租房只需要不到一半租金,这里曾经吸引4万多流动人口居住。可“北改”之后,“最大城中村”将变身“城市超级街区”。根据“北改”规划,未来几年将会改造完城北几乎所有的城中村,到那时廉价的房屋都将消失。住房成本显著提高,物价或许还会上涨,那时很多务工人员或许会被迫返乡,“用工荒”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这与城镇化的宗旨显然不符,如何确保这些农民工能够继续安心地在城市生活,值得城市的管理者思考。见习记者 赵征南

【编辑:张慧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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