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客“蒸发” 老人追讨租金

　　法官多方寻人，巧解双方纠纷

　　对于已在房产庭工作多年的法官张利来说，解决房屋租赁纠纷不在话下，但最近受理的一起租赁案件却让他格外操心。这起纠纷的标的额只有1000元，算是一桩“小案子”，薄薄的卷宗似乎让人一眼就能看穿它，但张利却并不打算对其“简易”了结。

　　拿到诉状时，张利看了看原告的基本情况：1932年出生，已经80多岁了。这么大年纪还打租赁官司，是不是有什么难处？想到这里，他迅速拨通了原告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位老人有些虚弱又有些愤怒的声音：“张法官啊，被告李华不讲诚信，以为我是个老头子，无儿无女，又住在市区，租我的房子欠我1000元租金没付，现在人也找不到了，我没有什么收入就依仗这点儿租金度日，希望法院能给我一个公道。”

　　听完老人的诉说，张利心里沉甸甸的：原告提供了两三个送达地址，但他感觉，被告既然已经离开了出租屋，就不会那么容易找到。

　　被告若下落不明，可以公告送达，但一来要缴纳几百元的公告费，二来诉状的公告期就要两个月，等一审判决结果生效最快也要半年以后。如果老人真的靠租金生活，那他这段时期的生计如何保障？

　　“迟到的正义等于非正义”，这句法谚重重地敲击着张利的心。他深知，法官断案不仅要重质量，更要讲效率。想到这里，他有些心急，但作为一个法官，他比一般人更明白法律程序的重要性，不能图一时一事之快而忘记了程序正义。

　　为了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加快审理节奏，他一方面叮嘱书记员尽快排期开庭，并将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文书同时寄往被告的3个地址，另一方面他反复琢磨第二套方案——一旦送达失败该如何积极应对。

　　不出所料，法院寄往3个地址的快递都遭到了退信。为了防止公告送达可能带来的“迟延”，张利暗暗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尽快联系到被告，说服她出面解决问题。在第三封信退回后的两天里，他“搁浅”了手头的其他工作，通过法院信息系统等调查被告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大有挖地三尺也要找到被告的势头。在多方打探下，张利终于联系上了已经不在上海的被告。

　　“我确实还欠了点房租，但房子是二房东租给我的，大房东从来没来管过我们的事情，就知道收租金，好几次水管坏了也不修，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现在我已经不租了，剩余的房租好商量，但大房东要亲自过来谈。”被告振振有词，显然有些怨气。

　　被告的要求看似合理，但张利很清楚，原告年岁较大，走路都不方便，让他跑来跑去调解，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张利当场晓以利害，但被告似乎有些固执，对支付租金一事一直有抵触情绪。面对僵局，张利突然想到书记员小方刚好跟被告是同乡，他希望小方利用老乡的身份劝被告交付租金。果然，当小方跟被告电话联系表明老乡身份后，被告的语气开始变得缓和，通过进一步的说理和开导，被告终于愿意配合解决问题。

　　两天之后，原告寄来了一封感谢信，言明已经收到租金，他对法官的办事效率和为民情怀表示感激。为了让老人安心，也为了提醒老人保护权益和注意安全，收信后，张利还是给老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以后在租房过程中要跟房客之间处理好关系，出现问题要及时找社区或居委会帮忙。老人连连称谢。一起简单但有些纠结的租赁纠纷，在法官的巧妙调解下，有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结局。

　　本报通讯员 姚洪涛 记者 刘力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