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热国缘何政策趋紧

　　继瑞士公布限制移民政策的公投结果后，加拿大政府公布了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与“企业家移民计划”的最新联邦财政预算案，加之近两年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等国限制移民政策的出台，愈演愈烈的移民潮开始遭受传统移民热国的冷脸。移民政策趋紧的背后到底是何原因？公民基本权利缘何成为稀缺特权？

　　经济贡献率抬高移民成本

　　作为移民大国，加拿大近几年连续打出限制移民的组合拳。继2012年停止接收投资移民申请，今年加拿大政府相继推出《公民法》修订案与限制移民的联邦预算。加拿大对投资移民态度的急转直下与其对移民经济贡献率的考量密不可分。

　　首先，加拿大认为其提供的永久居留权含金量被严重低估。根据加拿大联邦投资移民计划，拥有160万加元资产的人选在向加拿大政府提供80万加元的五年无息贷款之后即可申请移民。而移民英国需要投资100万英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投资金额则分别高达500万澳币和1000万纽币，并且均不提供预先的永久居留权。这样的对比，难免会让联邦政府深感“吃亏”。

　　其次，投资移民后期纳税额度普遍低于其他移民类别。据统计，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一个投资移民支付的所得税比一个联邦技术工人少约20万加元，甚至比一个住家保姆少将近10万加元，这样的结果与加拿大政府当初实行这一政策的目的背道而驰，失望在所难免。面对同样的情况，新加坡早在2010年就提高了投资移民的数额要求。

　　因此，不论是技术移民还是投资移民，对移入国经济贡献率的大小都是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也是移民条件中的重要内容。相比技术移民对移民者个人素质的要求，投资移民干脆以投资额为量化标准。实际上，经济贡献率不能简单以投资额多寡计算，能否拉动内需、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因素往往更加重要。然而，很多移民顶着移入国身份仍然在移出国发展，对前者的经济贡献率自然大打折扣，很多国家不得不修法变政，提高入籍门槛。

　　政治环境影响移民政策取向

　　移民政策的转变不仅有经济原因的考虑，也有政治因素的影响。此次瑞士限制移民政策的公投结果主要来自右翼保守派“瑞士人民党”的支持，该党派主要代表支持限制移民的农村地区人口。这些地区以本地人居多，具有天然的优越感，且担心外来人口对当地物价、资源等方面的消极影响，所以对移民历来反对甚至排斥。

　　相反，企业集团、工会及其他主要党派所代表的城市地区对限制移民持反对态度。这些地区更多考虑移民带来的经济效益。例如，由于担心限制移民会影响到劳动力供给，并且移民人群能够提供较本地人群成本更低的劳动力资源，企业集团成为反对移民限制的主力军。瑞士此举受到欧洲其他国家右翼政党的赞赏，它们提出要在本国也进行这样的公投。

　　实际上，在欧洲，坚持反移民政策的右翼政党或极右势力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的政坛，反移民一直是这些团体的政治口号。这种政治主张在本国又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会持续受到反对声音的影响。尽管如此，瑞士限制移民政策也引起欧盟不满。因为瑞士与欧盟之间签订有允许人员自由流动的双边协定，人员与货物的自由流动一直是欧盟所倡导的，瑞士国内移民政策的变化势必导致双方修改一系列与此有关的协定，由此影响欧盟国家集团的利益。由于移民涉及人员的跨境流动，一国的移民政策不仅受到国内政治环境影响，也受制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外部因素，移民政策因而具有善变性。

　　国民身份权利已成稀缺特权

　　外国国籍或身份本是一种权利，是作为该国公民理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但在一些国家不断变幻的移民政策中，这种权利显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特权。特权往往具有更大的稀缺性，由此导致获得特权的条件越来越严苛，争夺越来越激烈。由于这种特权资源的配额牢牢把控在移民国政府手里，政府根据现实需要设定获取条件，从前“拿钱就能买身份”的简单直接一去不返，移民者越来越需要看政府脸色行事。

　　同时，移民者“一心向外”的急迫需求极易引发各种风险和问题。2013年爆发的“芝加哥EB-5”丑闻中，一个美国人以创建“芝加哥会议中心”EB-5项目为由，从250名中国移民投资人手中骗走高达1.5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及其他费用。诸多中国本土的移民中介公司，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充当了施骗者的推手。诚然，项目监管的不细致和移民中介的不规范都是这场骗局暴露的问题，但是，急于移民的心理造成的投资不谨慎才是骗子得逞的根本原因。

　　当然，一些国家移民政策趋紧也给了其他国家机会。欧洲一些小国近几年纷纷推出要求较低的移民政策，成为移民申请者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是，应当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医疗、公共福利等资源都是有限的，目前的“来者不拒”不代表将来的“国门大开”。这些国家同样会出于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方面因素的考量适时调整本国的移民政策。因此，移民政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向着趋紧的方向发展，毕竟所谓的“特权”仍然是有限的少数人权利。(马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