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大选中的华人面孔 以初代移民身份闯英国政坛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没有骄傲的身家背景，凭借个人奋斗，在英国政治生态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他们以初代移民身份成为英国政坛的闯入者

　　对王鑫刚与何易来讲，三个月来的密集演讲、走访和发传单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特别紧张。晴雨不定的春天依然寒冷，但他们在曼彻斯特和亚伯拉昂的党支部办公室因为竞选变得拥挤而燥热。

　　这种节奏要延续到5月7日的选举日。届时不管结果如何，和他们一道参选的约四千名候选人里，绝大多数都会回到自己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淘汰赛”马上开始了，作为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王鑫刚与何易分别进入到又一轮登门拜访与宣传自己主张的环节中。作为新移民且是华裔，他们要在这个老牌帝国政坛上拥有一席之地是非常不容易的。

　　王鑫刚：步入主流的方式

　　35岁的王鑫刚吐字很快，每句话中都带着“腐蚀性”极强的东北口音。目前他是伦敦金融城投资银行的一名高级经理，与太太和三个女儿生活在伦敦市郊。他骄傲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我在六年前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国会议员。”

　　如果竞选成功，全职做议员的代价包括放弃未来“钱景”丰厚的经理人生涯。为何押上大好的“钱途”去竞争一个经常被媒体置于炭火之上的议员席位？

　　要了解他的参选动机，还得回到14年前。

　　“世界这么大，我想出去看看。”王鑫刚借用现在流行的说法解释14年前他来英国读书的目的。落地希斯罗机场的那一刻，他就强烈感觉到自己的英文不过关。即使拿着高分雅思成绩单，也无法同操着各路口音的当地人自如交流。那个时候，王鑫刚的想法很简单：练好英文，顺利拿到帝国理工的硕士学位，然后回国，做一名交通工程师。

　　英国的硕士学制只有一年，王鑫刚尚未毕业时已拿到了欧洲最大的设计和工程咨询机构——阿特金斯公司的工作邀请，他决定与这家公司签约。

　　英国本土一直有通过马拉松、举办舞会、捐款捐物等活动为慈善事业筹款的文化。看到身边许多朋友都参与这些体面的活动，王鑫刚也迫切地希望加入到这种代表社会阶层的潮流中。虽然他自嘲“头脑发达，四肢简单”，但依托自己金融方面的专长，他帮助当地学校分析数据，并兼任一家慈善基金支持的创业中心的审核官。从事慈善让王鑫刚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

　　直到2013年之前，王鑫刚只是英国社会的一个深度观察者和参与者。工作已把他送入了英国的中产阶级，但在意识形态上，即便在2008年拿到了英国身份，他也未曾对政治真正发生兴趣。

　　2013年是王鑫刚的人生转折之年。伦敦保守党支部打电话给王鑫刚，询问他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邀请他作为志愿者向老百姓发传单。王鑫刚痛快地答应了。

　　那年夏天，他和保守党支部一天三次发传单并且第一次敲开当地人的家门询问生计。这种接地气的互动，让习惯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数字和报表的他感觉新鲜。

　　第一次参选发生在2014年，多少有点戏剧性。王鑫刚为了给大女儿选学校，从伦敦搬到了相距不远的萨里郡。他主动询问当地保守党支部，是否有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做。萨里保守党支部回复他说不仅有很多传单要发，还问他有没有兴趣参选当地议员。经过一些简单的考核，去年5月，他获得了萨里地方议员的候选资格。但他人生的第一次竞选，以失败告终。

　　王鑫刚并未气馁，反而开始对这个重新点燃他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事情充满兴趣。参政，显然是比慈善更直接进入主流的方式。

　　他联络到保守党的总部表达了自己参加大选的意愿。保守党总部在审核了他的资料后，觉得王鑫刚的资历和背景符合候选人的要求，而且在交通规划、金融方面有丰富的专业经验，于是积极鼓励他参加大选。

　　2014年下半年，在经过层层海选和考核之后，王鑫刚正式成为保守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候选人与代表选区是双向选择的关系，那个时候，对王鑫刚而言可供选择的选区并不多。

　　王鑫刚主动找到了作为上议院韦鸣恩勋爵的政治顾问、保守党华人之友组织总干事黄精明询问意见。黄精明建议：“去申请曼城！”他告诉王鑫刚，曼城中心选区是在目前所剩选区中华人比例最大的一个。

　　善于计算的王鑫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选区即使是工党的票仓，但大约7.7万名注册的选民中，华人占了八千名左右，比例超过百分之十。他想，如果此区的八千华人都投票给他的话，他就一定胜选。

　　为了争取到选民，王鑫刚的政治主张是继续为曼城当地居民改善交通和教育状况。

　　这几个月来，他每周要花来回10个小时往返于萨里和曼城之间。包里总是装着四块手机电池。在路上，他不停地接、打选民的电话，接受媒体的采访。王鑫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再争取到更多保守党支持者出来投票，他的赢面会更大。

　　采访中，出生于黑龙江省的王鑫刚多次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自己不在乎输赢，但也承认自己对这次参选结果仍然很在意。

　　“政治是我的兴趣，我会干到老。”最后，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已远远偏离了当年“学成回国”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