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世界读懂中国？人民日报社社长这样回答(3)

　　③“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

　　宣传讲究技巧，传播注重艺术。对外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特征，要拓展新领域、闯出新天地，必须尊重传播规律、讲究传播艺术、注重传播技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要求的，对外传播要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影响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传播理念、传播技巧、话语体系、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依然存在，突出表现在找不准站位、对不准频道、发不准声调、讲不好故事，“金话筒”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摆设。

　　内容正确不等于效果就好。要实现不同文化互通、促进不同文明互鉴，不仅要让受众听得见、听得清，更要让他们听得懂、听得进。对于媒体而言，需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打法”，哪些内容人们更容易关注？哪些方式受众更乐于接受？什么样的语言受众更易于理解？在这方面，习近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比如，谈到合作共赢，他说，“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引用的这些比喻，以不同地域文化的相同感受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极易产生共鸣。

　　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开展对外传播，不是我们关起门来说了算的。由于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内外话语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国内受众熟悉的话语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外受众。如果总是满足于直接翻译、照搬照抄，没有进行因地制宜的创造性转化，就会陷入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困境。新形势下，创新话语体系，在国际舆论场上努力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辞、中国语意，是一项迫切任务。融通中外，一方面是指我们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使其对接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让国际社会更易于理解和接受。

　　打造融通世界的故事载体。在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能拥有更多受众、实现更好传播。好故事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超越文化纷争、穿越心灵隔阂。从一定意义上说，塑造国家形象的效果、传播价值理念的力度、增进文化认同的质量，直接取决于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载体、采取什么样的讲故事方式。美国的好莱坞大片和一些娱乐节目，看起来轻松诙谐，但始终是在弘扬“美式主旋律”，是其“美国故事”的另类表达。当前，国际舆论话语更多地采用经济、文化、娱乐类“软话题”，日益呈现“夹带式”政治传播的特点。这提示我们，我们的对外传播也应作出相应调整，多用经济、文化、科学等话题，用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各种故事，真情而巧妙地诉说中国价值。

　　打造融通文化的人格化符号。一个有说服力的人物比任何概念口号都更能体现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曾经5次会见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博士，其原因就在于哈默曾经“帮助列宁发展工业”。这样，就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坚定的改革开放信号。英国外交官曾说，英国宁愿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亚。可见，一个公众人物对国家形象的重要性。我们在对外传播中，也需要发掘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使其能够更好地承载国家元素、观念和文化，实现国家形象的人格化表达。

　　④“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是对外传播的最终目的

　　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和深刻转型期，有木秀于林的骄傲，也有风必摧之的烦恼；有长风破浪的自信，也有不进则退的忧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发展，有关注也有猜疑，有误读也有误导。之所以如此，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的较量。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掠夺论”“中国不负责任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偏见更是屡见不鲜。出现舆论杂音噪音的地方，正是对外转播应该着重用力之处。

　　“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对外传播上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在我们的对外传播实践中，这应该成为需要秉持的基本理念、需要传递的基本价值和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国内外很多场合，不管是讲话、会谈、交流还是署名文章，都要讲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讲中国梦的背景和内涵，讲中国和平发展的理念和主张，这就是有针对性的对外传播。我们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有国外媒体误读为中国是在搞“地缘政治”、谋求“全球霸权”。对此，人民日报在报道说明中国“一带一路”规划时，持续不断地讲“一带一路”的和平属性、共同机遇与文明互鉴。面对有意无意的误解甚至诋毁，如果我们的对外传播不去主动介绍、不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不为国际社会了解和接受，那就是失职。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就是要以情感的沟通、理性的说服、价值的共鸣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在对外传播中形成“最大公约数”，为中国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激荡同声相应的共鸣。在对外传播中，除了诉诸逻辑论证的“理性传播”，也需要诉诸情感交流的“感性传播”。30年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号上，邓小平同志“向海外朋友问好”的题词让很多海外华人潸然泪下。这份报纸之所以能形成巨大影响，也正是因为注重情感交流的力量。1992年春天，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看到一篇海外中国留学生征文《啊！鼓岭》，提到美国人加德纳夫妇眷念福州一个叫鼓岭的地方，渴望故地重游。习近平同志当即邀请加德纳夫人伊丽莎白到福州访问，安排她走访丈夫在世时念念不忘的鼓岭。2012年2月，已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访美期间讲述了“鼓岭故事”，闻者无不动容。一张报纸结缘，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情感，书写了中美友好交往的佳话，也留下了关于文化交流的思考：有心灵的沟通、感情的交流，才有距离的缩小、信任的增进。

　　形成同气相求的共识。在对外传播中不仅有交锋，更有交流交融。面对诸如环境问题、安全问题、发展问题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形成一定共识，才有讨论的起点、合作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很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都能求同存异、融通中外，在国际舆论场中形成最大共识。如“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追求的既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梦都息息相通；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共同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战略性思考；如“四个全面”，切中了时代的共同主题和世界的共同追求，这样的战略布局不仅对于中国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借鉴。把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阐释好，是对外传播的重要任务，也是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共识的关键。

　　凝聚同频共振的力量。对外传播工作，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我们的发展减少被动、争取主动。这就需要我们与不同国家进行多方位交流、开展多语言对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的强大正能量。深入研究、准确把握国家重大战略举措，服务国家总体战略大局，自觉贴近外交工作大局，主动设置议题，变被动为主动。围绕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改革发展最新成就，统筹谋划、主动破题，消除误解、增加了解、促进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和外交工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舆论氛围。

　　对于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确定人生目标和方向；对于一张报纸来说，30年正在奋斗路上。习近平同志的重要指示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发展和整个对外传播确定了坐标、指明了方向。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人民日报创刊67周年，中国对外传播的这艘旗舰将继续以自己的责任感和创造力，在世界各地受众中动态更新13亿人砥砺前行的“中国镜像”。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