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行奴化教育 济南学生被教向天皇照片敬礼

　　占了咱的城，还要用奴化教育夺走民族魂

　　济南学生被教向天皇照片敬礼

　　在济南艺术学校(前身为济南正谊中学)，收藏有几本日伪时期的书籍，其中既有当时的小学教科书，又有供日本研究中国经济文化的德国著作。通过这些书籍可看出，为了达到完全占领中国、奴化中国人的目的，日本人在教育方面下足了工夫。而以鞠思敏为代表的济南知识分子们，一直在进行战斗，并最终让日伪的奴化教育化为了泡影。

　　奴化教育从娃娃抓起 大力推崇“天皇”

　　“从老师那里听闻了很多事，了解了天皇陛下的伟大，拥有天皇陛下的日本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这是出版于昭和十六年(即公元1941年)的一本名为《好孩子》的图文书中的一句话。

　　济南艺术学校图书馆馆长何东明向记者介绍，从该书尾页标示的印刷机构“共同印刷株式会社”可以看出，“这应该是日本本土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但后来却被拿来供中国的小学生使用。”

　　该书著作权归属“日本文部省”，发行者为“日本书籍株式会社”，定价“六十钱”，薄薄的一小册子共分为二十章56页，内容包括日本的地理、风土人情、家庭伦理等，采取了文字配彩色图片的形式，文字采取片假名形式，字迹清晰且间距较大，适合小孩子的阅读习惯。

　　该书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对“天皇”的重视和推崇。书中，对于天皇的赞扬比比可见。

　　该书第二章“最敬礼”中说，“今天是天皇的生日，大家整齐列队，开始了仪式，对着天皇陛下和皇后陛下的照片敬了礼，国歌响起，校长宣读了教育敕语，让我们肃然起敬。”

　　第十七章“天皇陛下”中则有，“拥有天皇陛下的日本国民真的很幸福，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对天皇效忠，我们也必须对天皇效忠。”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一本用来给小孩子‘洗脑’的教科书。”何东明说，小孩子心智单纯，如果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皇民化”思想，长大后对日本的认同感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对于战争的赞美，比如第十章“说给士兵听的话”中便有“当日丸旗(日本国旗)占领了阵地时，请挥舞着这个高唱万岁。士兵们，请保重身体，我们每个月1日会去神社参拜。”

　　而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士兵们，请看看我们画的图写的字。也给支那的孩子们看看”，显然这与当时日本正在进行的侵华战争密不可分。

　　这种对战争的美化，不仅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欺骗本国国民的手段，同时也成为欺骗受害国国民的一种手段。

　　学校教学日语先行 为增加中国学生对日认同感

　　除了对小学生直接的“皇民化”教育，日本人还试图以“语言”为媒介，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师生进行各种“日语教学”及“亲日化”培训。

　　在济南艺术学校保存的一部讲授如何学习日语的《最新日本语教授法精义》(下简称《精义》)中，序言有这样几句话：“要让他们(支那人)理解日本人，就要更好地学习日语。”“为了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应当普及以日语为基础的教育。”

　　在《精义》序言中，还对其以往的“教学效果”进行了总结：“在日语教学方面，应当参考过去我们在台湾、朝鲜、满洲国获得的一些经验，对支那大陆(即中国大陆)进行新的重点研究……”

　　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而语言则是文化之根本。日本人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学好日语，最重要的是增加其对日本的认同感。

　　此外，在这本以“日语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书中，第一章是着重介绍“东亚新秩序”与日语的关系，强调了日语在日军确立所谓“东亚新秩序”中的作用，第二章才转入一般的语言学叙述中。

　　山东学者钟春翔曾撰文指出，殖民地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宗主国语文的重视，而日伪推行的日语教学，与正常的外语教学有本质不同，“大力推行日语教学的目的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的。”

　　从历史经济到心理精神 日本军官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文化

　　事实上，侵华前后，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经济、地理、历史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

　　济南艺术学校珍藏有一本名为《支那经济心理的研究》(下简称《研究》)的日文书。其旨在研究中国的传统经济和地理、历史文化的关系，原著并非日本人，而是一名德国学者，译者则是日本学者内田直作。

　　“这本书应该属于一个叫‘臼井未吉’的日本人。”济南艺术学校图书馆馆长何东明说，在该校校史记录的日伪时期的教师名册里，还有臼井未吉的名字。

　　据介绍，臼井当时除了担任该校军事教官外，还身兼督学和培训该校教师的职责，“可以说，他是当时日本军方安插在学校的一颗钉子。”何东明表示。

　　这本看起来与“侵略”或“奴化教育”并不沾边的书，声称完全继承了原著者威廉布鲁姆所具有的“同情和理解中国人精神”的思想，但在当时日军全面侵华的年代，《研究》一书却成了日本侵略者研究中国、为侵略服务的工具。

　　这本书末尾还提供了“支那研究”的系列丛书，内容包括中国的地理、货币、水运、精神心理等，其中在“精神构造研究”这一书名的旁边，阅读者还画了一个圆圈，其意是要继续对中国人的精神心理等进行阅读、学习。

　　“这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多么的深刻和全面。”何东明说，为了入侵中国，日本的一个军官都可以下如此的工夫，可以想见“他们做了多少准备”。

　　“相对于侵略者所使用的武力，其对中国透彻的研究显得更为可怕。”何东明认为。

　　“山东蔡元培” 为国保净土

　　对此，在文化教育领域，以鞠思敏，綦际霖为代表的济南当地知识分子的反抗从未停歇。

　　鞠思敏为正谊中学的创办者之一，綦际霖则继其之后该校最重要的校长之一。据正谊中学校史记载，济南沦陷后，日伪为笼络人心，多次威逼利诱有“山东的蔡元培”之称的鞠思敏担任伪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但都被鞠思敏严词拒绝。

　　鞠思敏拒绝在伪政府任职，同时在千方百计地恢复正谊中学，其目的就在于，一方面是为了学校不被汉奸学校吞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阵地上，为国家保存一片净土。

　　“能对奴化教育抵抗一分，就是报国一分，能抵抗十分，就是报国十分。”这就是他二人的信条。同时，他们在抵抗奴化教育时，也显得谨慎而机智。

　　济南本地文史研究者魏敬群曾介绍，綦际霖等在讲日本历史的时候，“会非常详细讲他们怎么受了中国的影响才摆脱野蛮进入文明”，这样只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能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但能宣传我国历史，还让日本人抓不住把柄。既抵制了奴化教育，还保护了自己，“是一种非常好的策略。”

　　而当日伪强迫学校老师讲授奴化教育内容时，他们则采取“指出来源，照本念经，念完就算，不加发挥”来予以回击，不做证明反驳，但也绝不正面发挥，“让人一听就明白这一套胡说八道是日寇汉奸的心意。”

　　“这些爱国师生的种种有力抵抗，最终让日伪的奴化教育化为泡影。”山东大学教授徐畅说。

　　(感谢林方圆女士对本文提供的日语翻译支持)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志浩 张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