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振彪：一生生活在“红色电波”中的将军

　　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7月，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9月，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10月，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毛泽东巧妙应对，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却因密码留在张国焘手上，导致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系。

　　半年后，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和任弼时接到中共中央的明码电报。为了核实电报的真实性，贺龙和任弼时用密码复核。结果，复核电报落到了张国焘手上。这样一封阴错阳差的密电，使红二、六军团找到了长征的方向感，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支队伍，加快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程。而接收这封电报的人就是龙振彪，他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

　　龙振彪走进红色电波世界的那段故事

　　龙振彪，1914年2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石桥乡梅田村，1932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5月，他被选调到湘赣军区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对走进无线电训练班的情形，龙振彪回忆说：“眼前的一切使我惊异，感到神奇、新鲜和陌生。我见到了‘霍姆莱特(一种借助人的臂力提拉而发动的汽油发电机)’。它嘟嘟地吼叫着，冒出黑灰的烟尘，空气里有一股汽油的燃烧味。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几只黑色的电瓶。我见到了现在看来已十分简陋的‘哈特莱’电路的发报机和3个电子管的再生式线路收报机。但在那时这一切却是新技术，维系部队和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远远胜于骑兵通信和地下交通员的长途跋涉。我就是在那时听到了电波传来的讯号声，听到了不知哪个城市的广播声音的。”

　　龙振彪还说：“那时候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他在中央军委时担任过无线电队政委)非常重视无线电通信工作。他亲自选送优秀干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在我们之前已举办过一期训练班，有8位同志学习。我们第二期同学有旷泉吉、肖荣昌等7人。一只蜂鸣器，一只手键，这就是我们的教具。它只能发出低频振荡器的模拟声。全部课程，收发电码、通报用英语会话、电学基础知识，都是王永浚教的。那时电码收发是我们的主课。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王永浚都坐在一张简陋的课桌后面，教我们这些几乎半文盲的青少年收发报。”

　　4个月后，龙振彪从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当报务员。此时，红军正在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地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代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萧克已率第十七师到九江一带活动。龙振彪从训练班回到红六军团做的第一件事，是与红六军团电台监护排和运输排的战友一起，挑着机器，抬着发电机和电瓶从永新向埠前方向转移。永新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后，龙振彪的主要任务是去找红十七师部队。这时，他获悉，萧克率红十七师打回永新县东乡一带。于是，龙振彪到东乡找了几天，最后在高头桥找到了红十七师部队。从此，龙振彪与“霍姆莱特”和“哈特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国民党军“围剿”面临巨大困难。7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指挥红六军团辖第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西征，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7月19日下午，龙振彪随红十七师从药子山经水里、白露向梅田村结集。龙振彪回忆说：“7月23日下午，我军(红六军团)从牛田出发，经遂川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又连续冲破四道封锁线，转战千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11日进至湖南的桂东，随之占领沙田。23日由沙田急行军，一天走了70公里，准备抢渡湘江。因敌人先期占领了渡口，后面敌人又追上来，于24日3时我军进入湖南著名的阳明山。当晚7时，全军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庙附近露营。”

　　露营时，萧克说：“电台立即架设天线，与中央联络。”

　　龙振彪和电台的战友们一起，立即在大庙里架设天线，很快便与中央联络上了。萧克从电台里获悉，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陈洪时已叛变，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回苏区已不可能，萧克等人决定直插湖南永兴。

　　8月25日下午，红六军团在湘江上游架桥抢渡，进入广西境内。但因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红六军团被迫返回湖南道县。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群起而攻之，红六军团被迫又从道县进至广西全县。此时，被国民党军死死咬住的红六军团进退两难，不得已于10月2日进入贵州黄平、石阡、印江一带。这里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驻地已经很近了。

　　10月下旬，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龙振彪回忆说：“为首的一个翻身下马，他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蓄着两撇八字胡，头戴礼帽，手握烟斗，正是我们想象中的贺龙。他后面是面孔清癯的关向应，人也比较消瘦。至于夏曦，已经记不得他当时什么样子了。”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成立了两个军团的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决定把两个军团仅有的一部半电台放在总指挥部，5瓦的小电台对中共中央联络，另外半部作侦听使用。贺龙对龙振彪等人说：“我们在洪湖苏区时，有一部电台，是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把它埋在江边了，致使与中央失掉联系，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央红军怎么样。没有电台吃了亏啊！所以跑到山沟里来了。现在有了电台，能与中央联络，还怕什么呢？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能损失一部电台。”

　　为了吸引湘鄂川边境的国民党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顺利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1月7日，红二军团第六师乘虚袭占湘西北永顺县城。湖南军阀陈渠珍立即纠集湖南的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的杨其昌、皮德培两个师，尾随红二、六军团，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吃掉红二、六军团。龙振彪等人从电台里侦听到国民党军的这一企图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诱敌深入，放弃永顺城，攻打龙家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军首战告捷，俘敌2000多人，活捉了龚仁杰旅的参谋长。周燮卿、皮德培、杨其昌等人仓皇逃脱。

　　早在战斗打响前，龙振彪和战友们通过侦听，知道周燮卿旅有部电台，可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却没有找到。龙振彪说：“电台是通信联络工具，是首长指挥作战的耳目。如今我们(红二、六军团)只有一部半电台，必须找到这部电台。”龙振彪分析认为，周燮卿仓皇逃走，不可能把电台带走。大家想法在俘虏中查问电台下落。

　　在龙家寨的俘虏队伍中，龙振彪仔细盘问俘虏。突然，龙振彪眼睛一亮，看到一名俘虏身上背着一个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的东西。龙振彪立刻问：“老表，你这洋玩意儿是从哪弄来的？”龙振彪心里清楚，这是一只供电台使用的大电池。那个俘虏兵用不满的眼光看了看龙振彪，小心地将大电池往身后挪了挪，不作答。

　　龙振彪看出了那个俘虏兵的心思，说：“这不是什么宝贝，是电台用过的旧电池！”

　　那个俘虏兵起初认为龙振彪不识货，如今被龙振彪一语点破，便非常胆怯地告诉龙振彪，俘虏中有一个旅部的电台队杨队长。龙振彪让俘虏兵指认哪个是杨队长，俘虏兵不肯指认。经过做工作，俘虏兵站在离杨队长很远的地方说：“站在那行中间，低着头，脸色白白的，就是杨队长。”

　　龙振彪来到杨队长跟前，大喝一声：“杨队长！”那人当即打了一个寒战，猛地抬起头，面色苍白，两手颤抖。龙振彪一看，就蹲下来和气地对他说：“走，咱们出去谈谈。”

　　杨队长战战兢兢地跟着龙振彪走了出来。龙振彪向他讲了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慢慢地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最后，杨队长才承认自己叫杨继昌，是周燮卿旅部电台队长，电台在龙家寨后山上，有一个班守护着。

　　龙振彪和电台监护排研究了战斗方案，带上队伍，叫杨继昌领路来到龙家寨后山。电台藏在一个小山洞里。龙振彪让杨继昌喊话。结果，守护电台的国民党军一个班钻出山洞，红军很顺利地将电台缴获了。

　　有了这部电台后，红二、六军团结束了一部半电台的历史。后来，又缴获了几部电台，红二、六军团拥有了5部电台。这样一来，电台技术人员显得非常缺乏。于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在战斗空隙开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由俘虏过来的杨继昌担任主教员，龙振彪兼任报务教员。这一期训练班从1934年12月开学到1935年4月结业，培养了江天生、贺家泰等7位无线电技术骨干。

　　1935年4月，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结束后，龙振彪被调回到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当报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