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花木兰”薛廷华：战斗百余次 两获三等功(5)

　　遭迫害 历尽坎坷斗志坚

　　薛廷华追随心上人来到了情歌之城康定。婚后，多吉在甘孜康定姑咱镇汽车队开车，薛廷华在镇医院当护士，夫妻俩相敬如宾，恩爱有加，女儿余仁泽玛活泼可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后来，薛廷华又生了大儿子王多，后改名薛琪，二儿子林多，后改名薛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席卷全国，就连康定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并且将薛廷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薛廷华的光荣历史成了污点，红卫兵将大字报贴到医院，贴到宿舍，硬说薛廷华是混入解放军、混入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污蔑她与印军准将达尔维卿卿我我，参加了境外敌特组织和反共组织，是国际大特务。并不由分说地将她五花大绑，戴上高帽，挂上黑牌进行揪斗。

　　薛廷华据理力争，根本不承认强加给她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果是揪斗升级，体罚加倍。造反派用各种方式羞辱她，并抄了她的家，搜走了她的证件、奖章、照片及所有个人资料。

　　由于薛廷华“顽固不化”，拒不交待“罪行”，造反派于是做出5项决定：一是停止其党籍；二是停止每月8斤大米15斤面粉和副食供应；三是停止工作；四是停发工资及生活补贴；五是押送下乡劳动改造。

　　1970年2月，寒风阵阵，薛廷华刚给两岁的女儿喂完奶，便被造反派押送到姑咱镇一个叫母猪坪的地方，开始了为期3年的劳动改造。

　　母猪坪是一个藏、汉、土家族杂居的山区，除放牧外，还种一些玉米、青稞、土豆。在这里，藏人把猪叫“爬”，马叫“打”，吃饭叫“热么热么”，坏人叫“西西拉拉”，最好的人叫“四四多多有”。

　　薛廷华要干的活，就是将留在地里的桔杆点火烧了作底肥，然后种上作物，当地人叫火地。还要做粪饼，就是将牛羊粪便和人粪便调匀，然后糊在地上成饼，晒干后作燃料。

　　由于造反派大肆宣传薛廷华是国际大特务，是“西西拉拉”，并不准乱说，不准乱动，不准申诉，不准宣传封资修，当地牧民自然都鄙视她，除让她干重活、苦活外，牛羊肉也不给她这个“西西拉拉”吃，能吃些土豆、青稞就算不错了。好在她自幼就参加劳动，因此每天挖的火地比藏民还多，两个月后大家都说她“牙莫牙莫”﹙藏语有点好﹚。

　　薛廷华发现，藏族妇女大便后一般都不用手纸，而是用穿的皮衣擦擦，待一两天风干后，再用力把皮衣抖一下就算完事，所以老远就能闻到她们身上的异味。薛廷华就教她们使用手纸，又教她们经期用纸叠成卫生巾使用等，使她们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一年以后，薛廷华完全与当地藏民打成了一片，人们都说她“四四多多有”，请她搬到山下住，可以每周回姑咱镇与家人团聚，并且不顾造反派的阻挠，经常悄悄给她送牛羊肉和酥油。

　　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薛廷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虽然她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虽然造反派不准她交党费，但是她还是用辛苦了一年捡的20多个牙膏皮卖的6角钱交了党费，她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谁也不能剥夺我交党费的权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薛廷华的冤案得以平反，又回到了姑咱镇医院工作。母猪坪的藏族同胞凡到姑咱镇赶场，办事，都要来看望她这个“四四多多有”。

　　1987年春节刚过，多吉突然感到肝区胀痛，腹部不适，经康定医院检查为肝癌晚期，虽然薛廷华不遗余力请名医找偏方，但丈夫的病情仍然急转直下，日益恶化。

　　1989年3月18日，丈夫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多吉吃力地对爱妻说：“廷华，为了这个家，你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我对不起你啊！我一生清贫，没啥积蓄。我走后，希望你把儿女们带回苍溪，养大成人。”薛廷华强忍着悲痛，用毛巾擦去丈夫脸上的泪痕，说：“多吉哥，你不能丢下孩子们，不能丢下我，求求你，你不能走啊！”

　　然而，无论薛廷华多么地不情愿，无论孩子们怎样呼唤，余仁多吉还是撇下妻儿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此后，薛廷华大病了一场，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人也憔悴了许多，成天望着多吉的遗像发呆，忽而喃喃自语，忽而失声痛哭……

　　1994年，薛廷华携3个儿女回到了家乡。薛廷华重新回到了苍溪皮防医院。在那里，她拼命工作，沉默寡言，绝口不提过去的戎马岁月，直至2003年3月退休，同事们都不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中年妇女，却有着一段峥嵘岁月。

　　薛廷华对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总是教育孩子们不要忘了军队，她说在这个家族中，第一代大妈当了红军，第二代有大哥、弟弟、自己和丈夫参了军，第三代又有女婿和侄儿到了部队，她希望能看到第四代重孙参军，这是她晚年最大的心愿。

　　薛廷华说，她经常做梦，梦见陈敦浩、李文金、余仁多吉，梦见那些牺牲了的烈士，梦见唐古拉山、夹石沟和老虎嘴原始雨林，梦见达尔维和那些狂妄的印军士兵，她和战友们正呐喊着向敌人发起冲锋……（何广华 周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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