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主政西南：降低吃住标准 拒特殊照顾大哥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解放并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顿时，一股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风弥漫山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古老的重庆焕发了青春。

　　当时，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人们正是从他们身上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从而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这中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率先垂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设私人公馆

　　民国时期，重庆城遍布着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别说四大家族中的蒋介石、孔祥熙在黄山、林园、曾家岩和小泉的别墅公馆，就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建公馆成风，如李子坝的刘（湘）公馆，上清寺的“范（绍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园”，观音岩的“渝舍”（杨森公馆）等等。

　　进城后不久，西南局发出《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战士现在发展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

　　当时，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邓小平、刘伯承率先以身作则，他们两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二号楼。此房是抗战时期宋美龄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个房间。他们两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

　　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表率作用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一家住在一栋旧楼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办公的地方。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进城住的是杨森公馆“渝舍”楼上最靠边一个套间，既是办公接待室又是寝室，直到家属接来迁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进机关宿舍。听说秘书要结婚没有新房，他又腾出一间给秘书作新房。由于曹荻秋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书记，市政府每周六的财贸工作例会，就在他家外间拉开饭桌，围桌开会，常常开到深夜，饿了每人一碗小面“宵夜”。他常说：“在家里开会，问题敞得开，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